人身损害赔偿案中确定城乡居民身份的思路/魏建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10:04:53 浏览: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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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中，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身份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加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员流动频繁，传统的城乡居民身份不断变化，而原有的判断标准却存在不同问题，这就使如何确定被侵权人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身份，成为此类案件审理中的一大难题。
实践中认定标准及存在问题
１.户籍说及其问题 户籍说即以户籍为依据，按照户口簿上的“户口类别”进行区分，农业户口的划为农村居民，非农业户口的划为城镇居民。其问题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公平水平的提高，部分地区已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制度，统一为居民户口；现实中部分未成年人因系超计划生育人口等原因没有户口；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户籍登记变更滞后，其户口性质难以判定。
２.行政说及其问题 行政说即以行政区划为依据，按照“户籍地”进行划分，户籍地在县级以上城区及街道、镇区域内的划为城镇居民，其余的划为农村居民。其问题是：农村居民被划为城镇居民，但所属的村名称未变、村民的生产生活未变；区划内林场、农场、渔场、开发区、高校、科研单位等内的居民性质无法判定；城中村居民被划分为农村居民。
３.折中说及其问题 折中说即以户籍为基础，将非农业人口划为城镇居民，对农业人口居民符合一定条件（虽为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的认定为城镇居民。其问题是：仍未解决户籍说的问题，而且又重新陷入如何认定“城市”的难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
笔者认为，判断“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时，应以被侵害人住所地为主、经常居住地为辅，以国务院统计部门城乡划分为依据，进而确认被侵害人的城乡居民身份，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标准。
1．以居住地作为划分被侵害人城乡居民身份的主要标准 行政说和折中说中均暗含依据居住地进行身份判别的情形，故在确认被侵害人城乡身份时，既不能简单以户籍性质、也不能绝对以行政区划称谓来划分，而应以被侵害人住所地为主、经常居住地为辅(统称为居住地)来确认赔偿上被侵害人的城乡身份，主要理由：（１）一般来说，城镇(或农村)居民是指在一定时间里，在城镇(或农村)相对稳定地居住，而且其劳动收入、生活消费与居住地密切联系的人，因此，判断居民的城乡身份时应以与其居住、收入、生活紧密关联的居住地为准。（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人身损害案件有关赔偿的计算标准，是由统计部门依据统计上城乡划分标准，按照抽样地域的城乡类别统计并公布的，而不以户口性质或行政区划属性为标准。因此，应以被侵害人居住地确认被侵害人城乡身份。（３）目前对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采用劳动能力丧失说，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我国地域广阔，地区间和城乡居民间劳动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劳动收入和消费水平与居住地的关联性大于户籍性质和辖区行政属性，通过被侵害人居住地的城乡类别来确定其城乡居民身份最为贴近社会现实、与赔偿最具关联性，也符合侵权案件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2.居住地的城乡类别以《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为依据 国务院于2008年7月12日发布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将我国的地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对城镇和乡村作了明确界定，以该规定划分城乡的标准来判定被侵害人居住地的城乡类别，更加科学、合理。国家统计局为了建立《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库》，专门制定了《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编制规则》，每一个村级单位(如居委会、村委会等)都有相应的区划代码和城乡代码，共17位。第15至17位是城乡分类代码，其中第15位为城乡分类代码，“1”表示城镇，“2”表示农村，第16、17位是村级单位属性。根据上述代码编制规则判断某地是属于城镇还是农村，可轻松确定。区划代码和城乡代码可以登录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查询。
（作者单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２００３年第２号）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２００３年第２号）
根据国家国债发行的有关规定，财政部决定发行２００３年凭证式（一期）国债（以下简称“本期国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国债发行总额６００亿元，其中３年期３００亿元，票面年利率２．３２％；５年期３００亿元，票面年利率２．６３％。
二、本期国债发行期为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０日至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１日，采取分段发行方式，其中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３日发行３６０亿元，３月４日至３月３１日发行２４０亿元。各承销机构在规定的额度内发售本期国债。本期国债从购买之日开始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不计复利，逾期兑付不加计利息。
三、本期国债为记名国债，以填制“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的方式按面值发行，可以挂失，可以质押贷款，但不能更名，不能流通转让。个人购买凭证式国债实行实名制，具体办法比照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规定》办理。
四、在购买本期国债后如需变现，投资者可随时到原购买网点提前兑取。提前兑取时，各购买网点按兑取本金的１‰收取手续费，并按实际持有时间及相应的分档利率计付利息。
从购买之日起，３年期和５年期凭证式国债持有时间不满半年的不计息；持满半年不满一年的，按年利率０．６３％计息；持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年利率０．７２％计息；持满两年不满三年的，按年利率１．４４％计息。５年期凭证式国债持满三年不满四年的，按年利率２．３４％计息；持满四年不满五年的，按年利率２．４３％计息。
五、发行期内如遇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调整，尚未发行的本期国债的票面利率，在利率调整日按３年期、５年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调整的相同百分点作同向调整；尚未发行的本期国债提前兑取的分档利率，另行通知。
六、本期国债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投资者可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２００３年凭证式国债承销团成员的营业网点购买。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００三年二月十七日
软法研究是一个新范式吗？（第一稿）
——兼论“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作者：法家梁剑兵
1962年，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其代表性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转换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①
自2004年下半年，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软法律问题”；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研究和关注这一问题。2005年9月，我在燕南网BBS法治论衡版发表了《软法律论纲（征求意见稿）》，并将正式论文提交给于当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法理学年会②。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软法研究中心，罗豪才教授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软法”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范畴性概念，获得了三十多位法学、政治学、公共与政府管理学著名学者的注目，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又先后举行了数次学术探讨和研究活动，比如，在罗豪才教授主持下，仅2005年12月，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就举行了两次小规模的研讨活动；12月24日上午，“行政指导与软法研究———以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为研究样本”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罗豪才教授、姜明安教授、韩大元教授，莫于川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这初步地和基本地表明了处在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学者们，同时地表达了对既有法学研究范式的不满，也汇合了希望进行范式转换的共同愿望。
那么，关于软法律的研究，能否构成一种“竞争性的理论”呢？它是否可以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法学研究范式？或者说，它是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吗？
一、软法研究不是一个新范式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研究范式的当然形成——更何况眼下的软法或者软法律（soft law）并非一个新名词。考证起来，软法这个名词，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踪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李泽锐先生早在其《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③一文中就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但是，这一名词的出现，不仅与中国当时的法治实践无关，同时也和二十二年以来的国内法理论研究无涉。
那么，将原有的名词赋予新的内涵，并运用到新的研究领域，固然是对于原来符号（Sign）的重新编码，是在语义层稳定状态下的语用层转致和扩展。当这种转致或者扩展无法得到新的科学价值论和方法论支持的时候，这个新名词往往只能充实或者弥补其他研究范式的空位或者缺陷，并不能自发和自觉地构成一个新的范式，如同人类登陆火星并不构成对登陆月球的科学革命一样。
按照库恩的理论，所谓范式转换，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范式的否定或者排斥。那么，如果原来的法理学理论，足以解释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软法律现象，我就不能同意“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判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在国内的研究中，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2005年12月8日前），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软法的根本特征就是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④，但是，这种认识有可能导致否定软法的法律属性（比如，无法解释各国通行的仲裁法律制度），显然在学理逻辑上不能自洽，并有可能导致软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混同。因此，上述的观点正在和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姜明安教授就从哈特关于法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倾向于认为：“软法是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⑤这样一来，软法律既然是法律，应该并且可以是被原有的法律理论所解释和说明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原有理论通约而不是一个原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这就表明，软法律的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的时期内只是一种对客观法律现象的描述性或者发现性的活动，而不可能是一个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发明活动。也许，只有当人们从这样的研究中抽取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中未曾有过的理论内核的时候，它才可能演变并构成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
软法律的主要发生和存在空间，是国家认可与社会默契。而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并非是个单纯的离散结构，往往是个拓扑连续性意义上的共识结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作为公共品的软法律的生产者是私人（例如西方的私人监狱）或者社会组织（例如中国执政党所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赋予这种公共品以法律属性然后供应给社会的提供者却是正式的立法、司法或者执法机关。软法律不但与这些看的见的法律设施有关，并且是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合法的国家合法暴力相沟连的。问题的焦点和实质在于：硬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往往是现实的和直接的，而软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和间接的——起码在具体的软法律关系当事人心目中是如此。例如：在交通要道边指挥交通的平民，必须携带或者佩带表明国家委托的明显标志（或者红袖标、或者警用指挥棒等等）以证明其拥有公权力的不可质疑性和潜在的国家合法暴力支持其命令的间接性。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介平民，他/她所拥有的指挥交通的肢体动作的背后，依然闪现着国家合法暴力和正式法律机关的魅影。换句话来说，这位平民或者私人只是生产了关于交通指挥的公共品，而该项公共品的提供者依然是国家的交通管理机关而不是私人。这样一来，一般法理学上所谓的“法是国家合法暴力保证/保障执行的规范”原理，对于软法律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依然是可以运用的。单纯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可能具有被一定的国家认可的色彩，却往往不具有被国家的或者世俗的合法暴力支持的特性（当然在有些政教合一或者法教混杂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例外）。因此，既然软法律必然地与国家和法律意义上的暴力相联系，那么，原有的法学理论便足够对之进行解释，而无须进行库恩先生所说的范式转换。
二、软法研究是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按照张文显教授的说法，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都应该满足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条件或者要素。而作为科学范式的本体论，是某种可以被称为科学范式的理论体系的“坚硬内核”。这种内核，首先是来源于该范式的研究对象/问题构造。对象在先，问题随之而来，构成科学研究范式的两大前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定律“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显然是先有对象的观察，比如同时从天而降的石头和树叶；然后有问题“为什么树叶下降的速度比石头慢？”。其次，经过一定方法所形成的假设，例如，亚里士多德利用比较的方法得到了石头比树叶重的经验性结论，进而形成“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这种假设被人们所赞成或者不怀疑，就构成了一种统治性的科学结论或者误认的真理，并转化为一种人类共识。但是，“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亚氏理论是错的。”⑥亚里士多德的疏忽，在于只看到重量和地球引力，却没有看到体积和空气阻力。
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也存在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谬误。比如，只看到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文本，并将这些法律文本和执政党的政策比较性地简单对立起来，犹如亚里士多德眼中石头和树叶的区别。只是在激烈地争论是否应该将外国的“法律橘子”移植——嫁接到中国来，却严重地忽视了那被移植的土壤本来就是稻田，或者那砧木本来就是枣树的，犹如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
1996年，苏力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学说，引导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从单纯关注法律文本转向关注社会法律现实；从静态的断层性片面研究转向动态的历史性综合研究；从关注立法者转向既关注立法更关注法律实现；从局狭的法条主义和权利本位学说扩展到了社会实证分析和语境论。而梁治平教授和刘作翔教授等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对民间法概念的提出，也大大地强化了对原有的传统法律理论的批判或者拓展。上述的研究，大体上开创了对中国国内法律研究的“伽利略式研究”的局面。
但是，苏力对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论述和研究，虽然解剖了众多社会法律现象，并且对这些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个案（例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黄碟案、二奶继承案、乡土法律人、法律学术引证率等）进行了令法学界信服的学理解释和科学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在经历数年后依然无法在学术上被证伪。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本土资源学说是有极大的空位和缺陷的，那就是，在它那光彩夺目的方法论的背后，是遮掩不住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阙如。
苏力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法学家，但“诗无达诂，法有正解”，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自由散漫的诗人气质，造成了他的研究的绚丽夺目，但同时也影响了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提问。在苏力那里，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往往是随意的、局部的非概率抽样而不是严格遵守随机化原则的、全体样本机会均等的概率抽样。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可以覆盖他所抽到样本的全部，却无法均匀地覆盖到被他所疏忽的但是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样本。这种缺撼和问题在他最近的长篇论文《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⑦我眼下无意单独评论他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论文，但是我认为，苏力教授在写作该论文时只阅读《安提戈涅》这样一个孤立的样本，却没有阅读或者分析其他相互关联的样本和文本：比如，没有对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的故事进行完整的描述和分析、没有对悲剧作者索福克勒斯的创作背景进行语境意义上的检视和论说、没有对古代雅典悲剧中弘扬实在法的主旋律进行概括、没有分析与《安提戈涅》具有文本渊源关系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两部剧本、也没有深刻透视安提戈涅的自杀动机和内心起因，这都部分地导致了他的研究结论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对安提戈涅意象进行法理研究的若干学术判断和结论，并形成了独属他自己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然而却失却了高度盖然性和全面性的各种结论：几个新的“可能具有的某些特殊的或/和一般的法理学寓意。”⑧
但是，苏力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都是科学的和高超的，他的研究对象也一直是那种深嵌在社会的血肉之躯中并且被社会法治实践理解与接受的规范或制度。而苏力心目中的规范与制度和软法律完全是同质的、从现象中所产生的问题也大体上是同构的，只是在具体形态和数量上比他原来抽取的样本更加规整和完全而已。一旦将“法治的本土资源学说”和软法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立即会发现：恰恰是中国社会固有的软法律现象，构成了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国法学界以往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晚近十余年来的研究，分别走向了两个互相抵牾的极端：硬法律和民间/习惯法，从而出现了无论在硬法律之中还是在民间/习惯法中都找不出多少真正的法治本土资源的感觉。当我们发现并将软法律补充进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时候，这种学说的研究范围和视野都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并且也为苏力教授的独特研究方法找到宽广的表现舞台。
三、软法律如何构成法治的本土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