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的决议（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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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是专利最重要的实质性条件，专利创造性判断在我国专利授权确权审判中是最重要的问题，[1]对专利创造性制度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虽然国际上一般承认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2]但美国的专利制度却是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典范。本文拟通过对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司法变迁的研究，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正确判断专利创造性提供帮助。
一、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创设与发展
（一）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前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由司法创设是因为立法有空白。《美国联邦宪法》第8条赋予国会授予专利权的权力，但没有规定具体标准。专利制度需要实现的目标只有一个，即模糊的“发明”标准。[3]专利性标准的最早参考文献来自1790年美国《专利法》，其只是简单要求“发明”应当“足以有用并重要”。[4]根据1790年《专利法》，由国务卿牵头，与战争部长、司法部长三人组成设置在国务院内的专利审查机构，时任国务卿、后来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弗逊（Jefferson）成了美国最早的专利审查员。杰弗逊被过多细微的专利所困扰，因此建议改变立法，拒绝对那些并不重要和显而易见的发明授予排他性权利。[5]1793年美国《专利法》规定了新颖性和实用性，此后，美国专利法被修正了约50次，但国会一直坚持专利的制定法标准仅限于1793年《专利法》中的新颖性和实用性。
Hotchkiss案是第一个确立专利创造性的司法判例。在1793年《专利法》背景下，早期的司法判例曾经拒绝确立创造性制度。例如，在1825年的Earle案中法院拒绝认为专利除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还有其他条件。[6]1851年的Hotchkiss案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专利判例，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了初审法院给陪审团的一个指示，即专利性除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发明”被用来表述创造性。[7] Hotchkiss案开启了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史，为后来制定法中的非显而易见性条款播下了种子。由于“发明”并不能准确地表述创造性，因此在此后各种判例中的适用非常混乱。[8]例如，在1875年的Reckendorfer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进了在Hotchkiss案中的观点，引入了“创造性天赋”标准（“inventive genius” test）；[9]1941年，美国最高法院又在Cuno案中提出了“创造性天赋的火花”标准（“flash of creative genius” test）。[10]
在专利创造性制度被司法判例创设的初期，辅助判断因素很快就被第一次提出。1876年的Smith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被认为第一次采用了后来被称为“辅助判断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s）或“显而易见或非显而易见的标志”（ indicia of obviousness or non-obviousness）。[11]在1891年的Magowan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承认发明的商业成功是不应当被忽略的事实，在专利性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12]关于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1892年的Washburn＆Moen案较早地明确表示，发明的价值不应当放在与其背景相隔离的真空中进行评判，而是应当放在本技术领域的背景中进行评判，辅助判断因素有利于正确理解发明的背景。[13]
巡回法院建立前，美国早期的判例表现出两个司法学派的分野。1850年至1891年美国国会建立巡回上诉法院期间的诸多判决，在决定发明是否具备“发明”条件时，判断方法上存在的分歧形成了20世纪的两个司法学派：一派主张，发明的创造性判断应当结合发明作出的技术背景和产业发展状况来进行，应当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另一派则主张，发明应当隔离其技术背景来判断是否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只是参考现有技术中的对比文件而不关注本技术领域当时和之后的发展状况才有利于避免事后眼光（hindsight）。
（二）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后
1891年巡回法院建立后，美国最高法院仍然在积极探索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具体规则。巡回上诉法院建立起来以及调卷令制度实施后，美国最高法院能够选择其审理的专利案件的数量和类型。尽管如此，美国最高法院在1892年至1930期间，仍然表现出了对专利创造性的复杂态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不断强调背景知识对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的重要作用，并且不断拒绝适用主观性太强的创造性判断标准。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中强调要考虑发明的商业成功，认为发明者的成功应当作为专利性的考虑因素，而且明确地拒绝了主观且难以操作的“创造性天赋”标准，倾向于根据发明在结果上的技术贡献来确定其专利性。[14]
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有时也忽视发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不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例如，在1935年的Paramount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并不重视发明在商业上的成功，对他人在解决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失败也不予考虑。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只有要在对本发明是否显而易见有疑问”时，这些证据才能够“放在天平上衡量”。[15]
从1930年开始，罗斯福（Roosevelt）总统看起来对专利也持怀疑态度，这导致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创造性的要求更加苛刻。在1938年给国会的意见中，罗斯福主张专利制度是“困扰国家的经济病”。二战结束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开展了一项反对专利滥用的运动”。[16]在1937年前的10年间，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了17个专利无效的同时只认定了2个专利有效。[17]在1949年的Jungersen案中，杰克逊法官写下了令当时的专利界震惊的著名断言：“美国最高法院对认定专利无效的热衷，将会使得只有美国最高法院的手够不着的那个专利才能有幸成为惟一有效的专利。”[18]
在20世纪初至195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待专利和“发明”标准的路途中走得非常曲折，“发明”标准可以像橡皮一样被捏弄成各种形状以满足个案中的创造性判断，创造性判断的判例充斥着混乱和主观性，这导致了下级法院的困惑和专利界的迷茫。[19]正如汉德法官1955年在Lyon案中表示，“发明”也许是最为令人困惑的概念。[20]
二、《专利法》第103条与司法的互动
（一）第103条制定前后的司法动态
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判决中缺乏统一的创造性判断标准，各方都呼吁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创造性。例如，1948年由著名发明家凯特林（Kettering）带领的国家专利规划委员会（National Patent Planning Commission）制作的关于《专利法》状况的报告认为：专利制度最大的技术缺陷在于对于“发明”的界定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国家专利规划委员会呼吁“专利性应当通过发明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来客观地决定，而不是通过发明完成过程的性质来主观地决定”。[21]面对各种呼声，美国专利局安排首席审查员费德里科（Federico）起草《专利法》，全国专利法协会理事会安排瑞奇（Rich）参与起草。[22]1952年，修改后的美国《专利法》得以通过，其中第103条将专利创造性明确规定为发明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非显而易见性。
第103条的非显而易见性标准相对于“发明”标准有了巨大的进步。虽然是否显而易见的判断最终还是主观判断，但基于创造性才能、天赋、火花、惊奇和激动等标准作出判断，与基于现有技术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的判断有巨大差异。这个标准不会使审查员和法官随意以各种主观原因认定一项发明不具备专利性，使得他们必须以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这样的词语来表述。虽然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技能是什么以及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决定仍是主观的，但这是一个可以举出证据的表述。[23]
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后的几年中，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等多数法院和美国专利局并没有正确认识并适用体现在第103条中的精细立法变化。1955年，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了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后的首个涉及专利性的案件，初出茅庐的第103条遇到了受到极大尊重的汉德法官来适用它。这个案件是Lyon案，汉德法官在判决中表示，1952年《专利法》体现了美国国会有意恢复Hotchkiss案规则的目的，而且将其提升为制定法。[24]其他几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随后采用了汉德法官对第103条的解释。[25]通过援引Lyon案，这些法院开始将认定专利有效的理由建立在“专利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以及是否这些区别“在发明做出时，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创造性判断方法和步骤符合了第103条规定的创造性标准。
虽然辅助判断因素没有被第103条所采用，但在显而易见性的判断中却得到许多法院的重视。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技术需求等因素作为立法建议提交到众议院，但到最后，并没有辅助判断因素被制定法所确认，原因可能是辅助判断因素在案例法中的适用缺乏统一性。第103条制定后，随着汉德法官的指引，许多法院采用了例如长期存在的技术需求和商业成功等客观因素来判断显而易见。[26]
（二）Graham案的重要影响
1966年，第103条最终通过四个案件摆在了美国最高法院面前：Graham案、[27]Calmar案、[28]Colgate案、[29]Adams案。[30]在三个涉及第103条的案件中，Graham案与第103条最为相关。克拉克（Clark）法官起草了Graham案的判决，他明确表示在已有的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制定法为专利性又增加了非显而易见性，法院应当抛弃“发明”标准。克拉克法官在判决中认为，第103条与Hotchkiss案有紧密的联系，二者都强调了发明的技术领域和在该技术领域的进步，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国会强调的“非显而易见”更有可操作性，而非容易导致不同理解的“发明”标准。[31]克拉克法官强调，美国专利局对第103条的适用应当“严格地坚持”在Graham案中所解释的1952年美国《专利法》第103条。[32]
Graham案是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司法变迁的里程碑，不仅明确了Graham案要素，还强调了辅助判断因素。Graham案的判决书中列举了判断显而易见性时应当依据的事实要件：现有技术的范围和内容应当被认定；现有技术与争议权利要求之间的区别应当确定；相关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水平应当明确。在这些前提下，再来确定技术方案是否显而易见，这就是所谓的Graham要素。Graham案还强调辅助判断因素，例如商业上的成功、长期存在但未满足的需求、他人的失败等，可能被用于帮助认定发明技术方案的最初技术背景，作为显而易见或非显而易见的标志，这些标准都具有关联性，可以用于帮助认定发明的最初技术背景。[33]在Graham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相信，恪守这里所确定的各种要求，将产生国会在1952年《专利法》中所要求的一致性和确定性。”在Graham之后，各巡回上诉法院应当在创造性判断过程中认定Graham案中确定的事实要件，[34]而且认为创造性应当按照发明作出时的情况来判断，而不是基于事后眼光。[35]如果不遵循Graham案的规则，法院的判决将会被改判。[36]
（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第103条的巩固
早在Graham案之前，美国联邦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CCPA）就在第103条的适用中确立了TSM检验法即“教导—启示—动机”检验法（teaching-suggestion-motivation（TSM） test）。[37]TSM检验法有利于防止专利创造性判断的事后眼光，有利于促进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1981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成立后，继续坚持适用TSM检验法。虽然围绕TSM检验法一直存在争议，但TSM检验法无疑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最大招牌，有力地促进了第103条适用标准的统一。
作为专利案件的惟一上诉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强调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已经被任命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瑞奇努力引导律师和法官在所有的创造性判断案件中都要考虑辅助判断因素。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马克（Markey）法官也强调辅助判断因素的重要性，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辅助判断因素在重要性上并不是辅助性的，他们的辅助性只是体现在时间顺序上。[38]在Stratoflex案中，马克法官强调辅助判断证据并不只是在对是否显而易见有疑惑时才使用，Graham要素需要全面考虑，并不存在优先的要件以忽视对其他要件的考察。[39]由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重视，1978年美国专利商标局修改专利审查指南时正式规定创造性判断时要考虑商业成功和其他涉及创造性的因素。
三、KSR案对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发展
（一）KSR案之前对TSM检验法的争议
2007年KSR案[40]之前，有研究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TSM检验法降低了专利创造性的判断标准。1994年，美国专利商标局对专利创造性标准举行了听证，听证会上惟一的争议在于专利创造性标准是否应当再严格一些。[41] 2001年，有学者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995年前15年间的判决进行研究，认为被认定为不具备创造性的发明的比例有所下降。[42]2003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了题为《促进创新：专利法与政策的适度平衡》的研究报告。[43] 2004年，另一研究机构发布了题为《21世纪的专利制度》的研究报告。[44]这两个报告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案例为重点进行了研究，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不恰当地降低了创造性标准，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TSM检验法的适用。
（二）KSR案对TSM检验法的评价
2007年的KSR案首先明确专利创造性判断应当遵守Graham案中确立的规则。最高法院在KSR案的判决中认为，对于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Graham案规则确定了宽泛的认定要件并要求重视可能有用的辅助判断因素，已确立一个灵活的判断方法，能够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统一性和确定性。[45]在KSR案中，最高法院分析了TSM检验法与Graham案规则的关系，认为适用Graham案规则与适用TSM检验法并不存在冲突。
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指出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适用TMS检验法时存在的错误，认为应当适用更为灵活的TSM检验法。美国最高法院认为，TMS检验法提供了有益的视角，能够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但并不能成为僵化的强制形式。如果死板地适用TSM检验法，正如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KSR案中的适用，就会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先例规则不符。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专利创造性判断不能局限于教导、启示和动机的形式化概念，或者过分强调出版文献和公开专利的表面内容。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并不能将分析局限于过于机械的方式，事实上市场需求远远要比科技文献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将专利授予并没有创造性的发明，例如将已知要素组合起来的发明，将会剥夺现有技术的价值和用途。美国最高法院强调，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应当适用更为灵活的TSM检验法。[46]
（三）KSR案的专利创造性判断规则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指出适用TSM检验法存在的问题，从四个方面明确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规则。第一，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应客观地认定技术问题。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一错误是，认为法官和专利审查员只能受到专利权人试图解决的技术问题的限制，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到激励专利权人解决的技术问题只是发明要解决的诸多技术问题之一。问题并不在于发明相对于专利权人是否显而易见，而是在于发明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在这种正确的分析前提下，在发明作出时本领域的任何需求和问题，以及专利本身所说的技术问题，都可能是将发明中的各种要素组合起来的原因。[47]本领域技术人员与发明人认识到的技术问题可能不相同，发明人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选择作为起点的现有技术也可能不相同，因此应客观地认定技术问题有利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提高了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
第二，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只能从现有技术中解决相同问题的因素中寻找解决办法。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将本领域技术人员认定为一个不具有创造能力的人过于死板和僵化。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临技术问题时不仅会考虑解决同一技术问题的现有技术，也具有一般的判断、分析能力，能够将现有技术中的多个技术方案结合在一起，就像是玩智力拼图一样。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具备普通的创造能力，并不是一个机器。[48]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实际上通过认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而提高了专利创造性的高度。
第三，“明显值得尝试”的情形应认定为显而易见。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三个错误是，即使一项专利的技术方案被证明是明显值得尝试的也不能被认定为显而易见。最高法院认为，当存在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需求或者市场压力时，会有大量比较明确的可预测的解决方案出现，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充分理由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去寻找已有的解决方案。如果这只是可预料的成功，则解决方案只是普通技术和常识的结果而不是发明的结果。在上述情况下，明显值得尝试的组合有可能符合《专利法》第103条规定的显而易见。[49]最高法院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为TSM检验法并不是认定显而易见的惟一方法。判断是否显而易见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多角度进行，在有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明确的技术启示，技术方案也有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实现发明的途径有多个，并不因为发明人选择和认为的那条道路是曲折的，就一定要认定发明是非显而易见的。最高法院主张更加灵活地判断创造性，客观上提高了创造性的判断标准。
第四，技术启示不仅存在于现有技术中，还存在于公知常识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适用TSM检验法中的第四个错误是，为了防止法官和审查员受到事后眼光的影响，过于机械地阻止本领域技术人员从公知常识中寻求技术启示。[50]在认定事实时，专利创造性判断者确实要防止受到事后眼光的偏见造成的影响。[51]然而，过于严格地限制求助于公知常识既不必要，也不符合在先判例法。事实上，在2006年Patrick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认为TSM检验法事实上非常灵活，不仅准许，而且要求考虑公知常识。[52]美国最高法院强调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不能局限于对比文件中表达教导、启示或者动机的文字，也不能过分强调公开文献和授权专利的字面内容的重要性，应当扩大现存解决方案的寻找范围，尤其是应当重视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技术常识中寻找解决方案的技术启示。
（四）KSR案的影响
KSR案对美国专利制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KSR案提高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标准，使得此后的司法判例更加严格地适用创造性标准。在2008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两个涉及到专利创造性的案件作出了判断，均适用了KSR案确定的规则。在Agrizap案中，涉案专利是已知要素的组合，取得了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预料得到的技术效果，陪审团认为涉案专利有效，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陪审团的结论，认为已知要素的组合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53]在Ortho-McNeil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也强调如果涉案专利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应当被认定为显而易见。[54]KSR案之后，美国专利商标局随后根据KSR案的规则修改了专利审查指南，确保按照KSR案的规则进行专利审查和授权。
四、主要启示
（一）专利创造性制度法律移植的启示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为法律移植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德国比较法学家格罗斯菲尔德（Grossfeld）是主张法律不可移植的代表之一，他认为文化、地理、语言、宗教等都会阻碍法律移植，甚至提出“法律的不可移植性规律”。[55]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表明，习惯很难改变，尤其是一个职业共同体的习惯。在1952年《专利法》生效后，美国专利局仍然在专利性判断中认为如果缺乏“发明”则不授予专利，而且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也保持相同的习惯。[56]这种情况经过较长时间后才逐渐改变。美国的专利创造性制度史表明，法律移植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美国专利创造性相关判例法的广泛移植，也佐证了法律的可移植性。欧洲和美国似乎是用了不相同的思路来规定创造性，但欧洲专利局的专利审查指南也专节规定了显而易见性。[57]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还专门解释了显而易见的含义。[58]美国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a）款的最后一句话是，专利性的认定不受发明完成过程的影响。[59]我国1993年专利审查指南就借鉴了此规定，而且这一规定在历次专利审查指南的修改中都予以保留。美国专利创造性的判例法的广泛移植还体现在判例的直接引用上。1979年美国有个判例涉及到带凹槽以排除表面水的碳刹车盘的发明。[60]《美国专利审查指南》引用了该案例，[61]《日本专利审查指南》引用了该案例，[62]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也引用了该案例。[63]上述事实佐证了沃森（Watson）关于现实中大量存在法律移植并认为法律移植具有可行性的主张。[64]
专利法是一个受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大的部门法，专利权国际保护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专利创造性制度法律移植的根本原因。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可移植性为借鉴外国的专利创造性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我国的专利审查和专利审判实践中，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规则将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
（二）司法主导作用的启示
美国司法为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制定法没有规定专利创造性制度的情况下，美国司法通过判例创设并不断发展了专利创造性制度。享有盛誉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汉德法官对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起到重要作用，其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总是求助于辅助判断因素。[65]他多次解释了发明的技术背景知识对创造性判断的重要性，[66]其在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制定后，仍然坚持上述原则，直到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Graham案中对辅助判断因素的正式认可。瑞奇在担任法官前参与了美国《专利法》第103条的制定，而且在担任法官后对于第103条正确适用起到重要作用。瑞奇一直在努力主张采用显而易见性标准，其在参与《专利法》修改中强调专利性“不应当被贡献完成的方式所否定”，瑞奇的主张体现在了《专利法》第103条的规定中。因为对第103条的制定作出了巨大贡献，瑞奇后来被称为“专利法创建之父”。[67]由于瑞奇对第103条的贡献，他在1956年成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的专利律师，后来，他被任命为该法院的法官。他不断利用自己的职位促进第103条的正确适用，作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判决。[68]
美国的历史表明，如果法院对专利创造性的判断规则掌握得好，将会对专利制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如果掌握得不好，则可以导致专利制度的混乱。因此，我国法院应当重视专利案件的审理，加强相关制度的研究，促进判例规则的统一。美国的情况也表明，法官是最终裁判者，优秀的法官能够有力地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为了保证专利案件的正确审理，我国法院应当重视培养法官的业务能力。
（三）专利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启示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表明，专利创造性判断主观性容易泛滥的主要原因有专利创造性条件固有的主观性、判断主体事后眼光的影响、判断主体的分散性和差异性等几个方面。汉德法官很早就认识到专利创造性本身固有的主观性，表示：“我知道在回答创造性条件在每个案件中引发的问题时，不存在客观标准。”[69]并认为判断创造性根本上是主观判断，“创造性条件的缺陷确实是它的不确定性。”[70]事后眼光或事后诸葛亮也是创造性判断主观性泛滥的重要因素，正如麦肯纳（McKenna）法官在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中所表示：马后炮总是容易的，问题一旦解决了，就不再有困难。[71]判断主体的分散性和差异性是专利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障碍之一，美国早期在创造性判断上表现出来混乱与判断主体的分散性有密切关系。
美国的情况也表明，为了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主观化，应当从五个方面着手。第一，专利创造性判断方法的统一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Graham案确立了判断创造性的事实要件，结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采用的TSM检验法，美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方法出现了相对客观、统一的局面。第二，正确认定客观技术问题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就指出，不能局限于考虑专利权人意图解决的技术问题。[72]《美国专利审查指南》也规定，应当意识到有时发明人是为了不同于创造性判断者的目的或解决不同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相同的改进。[73]第三，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1960年的Reiner案中，汉德法官就认为辅助判断因素在判断非显而易见时相当于“路标”，辅助判断因素往往会使创造性判断者掌握的信息更加完整。[74]第四，对相同情况适用相同判断规则是促进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一些常见的发明类型确定统一的判断规则，正如KSR案中增加的一些类型化的判断规则，有利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美国专利审查指南》就列举了支持显而易见性的认定的几种具体情形，[75]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4章第4节有类似的规定，还可以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不断总结类似的规则。第五，专利创造性判断主体的集中和同质化有利于促进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后，专利上诉案件集中到了少数法官手中，法官的集中和同质性促进了创造性判断标准的统一。2009年起，我国所有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理，有利于我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向着更加稳定、统一的方向发展。
（四）专利创造性高度不断变化的启示
自从1791年杰弗逊建议不授予专利权给那些不重要的和显而易见的发明以来，美国司法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不断地变化。Hotchkiss案对专利提出了创造性的要求。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承认了即使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进步较小也应当予以专利保护。[76]从1930年开始，罗斯福新政前的大萧条和国家经济困难影响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的态度，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更加苛刻。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制定后，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严格要求有所缓和。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人认为授予美国专利的创造性高度太低。在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对KSR案作出判决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否降低创造性标准进行了讨论。美国最高法院回应了这种意见，在KSR案中提高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标准。
美国的情况表明：第一，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03年的研究报告中就认为，由于专利的阻塞效应，给创造性高度太低的发明授予专利可能影响公平竞争，阻碍技术创新。[77]在美国出现的所谓专利丛林（Patent Thickets）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专利创造性的要求太低。因此，专利创造性标准应当适中，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第二，专利创造性是一个裁量性规范，是贯彻司法政策的重要切入点。美国法院不断调整专利创造性的高度以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表明美国的司法政策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的。在我国的专利审判实践中，也应当重视根据我国专利制度发展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断调整知识产权司法政策，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14号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已由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9年11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11月26日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

（2009年11月26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9年11月26日公布 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依法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下统称民办学校）的活动。
第三条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民办学校应当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依法办学，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及时解决民办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民办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服务、管理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加强对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的服务、管理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和完善民办学校风险防范机制和应急机制。

第二章 民办学校的设立

第七条设立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需求，并具备教育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审批机关应当公布有关民办学校设立的条件、审批程序、审批期限，以及应提交的相关材料。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并将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及其章程向社会公告。
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应当依照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法人登记，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办理。
第八条民办学校的设立，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一）实施本科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以及师范、医药类专科教育的高等职业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审批；
（二）实施师范、医药类以外的专科教育的高等职业学校，由省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三）实施高级中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并报省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四）实施义务教育、学前教育、文化教育类非学历教育的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审批；
（五）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技工学校，由省、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按照各自权限审批。
对涉及多个办学层次的设立申请，由负责审批高层次学校的审批机关统一受理，并征求其他层次审批机关的意见。

第三章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九条民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第十条民办学校应当聘任符合任职条件的专职校长，双方应当依法签订聘任合同，聘期不少于三年。
校长按照学校章程以及聘任合同依法履行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
第十一条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与其办学层次、规模和专业设置相适应的教师队伍，并根据教学、科研的实际需要，培养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做好民办学校教师人事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转递等管理工作。在民办学校教师人事档案管理过程中，应当保证档案材料的安全，不得擅自泄露档案内容，不得擅自涂改、抽取、销毁或伪造档案材料。
第十二条民办学校自主聘任合格的教师、职员。民办学校聘用教师、职员，应当依法订立聘任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发生人事争议的，参照公办学校人事争议有关规定处理。
民办学校招用其他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三条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自主确定招生的范围、标准和方式。
民办高等学校的学历教育招生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纳入本省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其办学条件核定招生计划。
民办学校不得采取支付或者变相支付生源组织费的形式组织生源。
第十四条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建立教职工工资专户制度，按时足额发放教职工工资，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
鼓励民办学校为教职工购买补充养老保险。
第十五条民办学校教师办理专业技术职务评定、教师资格认定、科研项目申报、评优评先等与公办教师享有同等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把民办学校教师队伍培训纳入本系统培训计划；民办学校教师参加国家、省规定的教师继续教育学习的，学习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第十六条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完善有关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鼓励公办学校选派教师到有需要的民办学校帮教扶教。
民办学校教师的教龄和工龄计算享有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权利。教师在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之间流动的，其在民办学校的教龄和工龄与其在公办学校的教龄和工龄合并计算。
第十七条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助学贷款、困难资助、档案管理、社会优待、医疗保险、评选先进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第十八条具有本省常住户口的民办学校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生，可以在其学校所在地参加高中阶段入学考试和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第十九条民办学校受教育者提出退学、转学的，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为其办理退学、转学、退费手续。
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妥善安置受教育者，审批机关应当予以协助。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终止时，审批机关应当帮助安排受教育者继续就学。

第四章学校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二十条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以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作为办学出资。
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出资参与合作办学的，应当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评估；无形资产占办学总投入的比例，由合作办学双方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约定，并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不得转为民办学校。
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应当经主管的行政部门批准。
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应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校园，实行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所取得的收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统一管理，用于教育教学活动。
第二十二条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对举办者投入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收取的费用以及办学积累等分别核算、登记建账，并接受有关部门检查监督。
举办者应当在银行开设学校独立账号，将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与其他资产相分离。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得挪用办学经费。
第二十三条民办学校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并予以公布。
民办学校应当聘任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担任会计。其中，担任会计机构负责人的，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
第二十四条实施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民办学校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提出，报审批部门审核，经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后由学校公示执行。
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和民办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由学校根据办学条件和培养成本合理确定，报审批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后由学校公示执行。
其他非学历教育机构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提出，报审批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后由学校公示执行。
第二十五条民办学校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民办学校每年应当依法提取发展基金和福利基金；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学校的建设、维护和教学设备的添置、更新等；福利基金主要用于教职工的集体福利的开支。
负有债务的民办学校，应当将年度办学结余首先用于偿还债务。
第二十六条鼓励民办学校购买校方责任险等保险。
第二十七条共同举办的民办学校，举办者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举办权。民办学校举办者转让其举办权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同举办者有优先受让权。

第五章 扶持与奖励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资助民办学校发展，表彰和奖励为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
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由财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由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使用。
第二十九条新建、扩建民办学校，按照公益事业用地及建设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教育用地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其建校用地和校舍建设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条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依法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及其他优惠政策；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十一条鼓励企业捐资助学。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自愿无偿向民办教育事业的捐赠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依照国家规定扣除。
第三十二条民办学校用电、用水、用气、排污、通信等公共服务价格，应当与公办学校执行同一标准。
任何单位不得违法向民办学校收取任何费用。民办学校对违法收费有权予以拒绝，并向价格主管部门举报。
第三十三条县级人民政府委托本行政区域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应当与学校签订委托协议并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拨付教育经费的标准，按照本区域同级公办学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标准执行。
第三十四条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在学校有办学结余的前提下，经学校董事会、理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讨论决定，可以每年从学校办学结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奖励出资人。但是，累计提取总额不得超过出资人的出资数额。
出资人将应取得的合理回报用于学校发展的，计入其出资额。

第六章监督与管理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民办学校经费使用、教育质量、师生权益保障、安全稳定等方面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对使用国有资产、接受政府经常性财政资助、接受社会捐赠的民办学校，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管。
第三十七条民办学校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样本，发布前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的内容应当与审批机关备案的内容一致。
招生简章和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招生简章应当载明学校名称、地址、性质、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培养目标、招生专业、招生办法、招生人数、住宿条件、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证书发放等事项。
民办学校对贫困学生有减免收费或其他资助的，应当在招生简章中明示。
民办学校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应当与招生简章、广告等向社会承诺的相一致。
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督导，按照各自权限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民办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社会中介组织进行评估应当客观公正。
第三十九条民办教育行业组织依照其章程，开展民办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民办教育行业自律制度建设，促进民办学校依法规范办学。
第四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审批机关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向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民办学校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向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及时组织调查，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公办学校未经批准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未按照规定将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收益纳入统一管理使用的，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二条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
（一）学校的资产未与其他资产分开，未设立学校独立银行账号的；
（二）有办学结余但未经学校董事会、理事会等决策机构讨论同意或者没有办学结余给不要求合理回报的出资人奖励的;
（三）未经备案，散发、刊登、张贴招生简章和招生广告的；
（四）擅自增加收取费用的项目、提高收取费用的标准的。
第四十三条民办学校未依法登记开展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察机关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故意刁难、拖延不办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
（二）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举办民办学校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