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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营造促使嫌犯"开口"的三类心理条件

海宁市公安局　王伟峰


笔者曾在以前的一篇文章----《成功审讯的五个阶段》里，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一次比较完整、成功的审讯，应有机地分为"审讯前的知己知彼"、"审讯开始时的'相面术'"等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环环相扣，相辅相承；在该文中，对每个审讯环节需要突出的关键、要点，可以采取的各种战术、技巧等等，进行过全面、系统地阐述。在本文中，笔者将缩小着眼点，着重从审讯心理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才是促使嫌犯"开口"（即交待案件）的心理条件，它们是如何被营造成功的，以及在审讯中的具体使用等等。希望能给同志们在工作中起到一点参考作用，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若有不妥的地方，还请各位同事不吝斧正。
一、 什么是促使嫌犯"开口"的三类心理条件
在审讯中，审讯员对嫌犯的讯问，往往是一场我方迫使其交待而对方拒绝交待，我方欲审清案情而对方竭力想逃避案情的短兵相接的较量。我们审讯员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想尽办法要迫使嫌犯供述其违法犯罪的事实，查清其犯罪的全部情况，绳之以法；而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一方，为了逃避打击、免受法律严惩，必然要极力隐瞒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百般抵赖、拒不交待。这就决定了审讯工作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因此，要让嫌犯"开口"，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审讯中的策略和技巧，尤其要重视对嫌犯受审时内心世界的剖析，从而在审讯中，因人而异、因"病"施治，努力营造出能促使嫌犯交待的心理条件，使我们的审讯进程顺利地朝着我们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果。
嫌犯落网后，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充斥、交织着孤独、恐惧、懊悔、紧张、压抑、对抗甚至绝望的情绪；审讯开始后，绝大部分被审讯人处于被审讯这样一个特殊环境，往往还会采取以下一种或几种伎俩来对抗审讯，有伪装，有狡辩、有讨好、有沉默、有横蛮耍赖、有试探摸底等等；整个审讯过程又会经过矢口否认拒不交待、权衡利弊避重就轻、崩溃瓦解彻底投降这三个阶段。
笔者在审讯实践中发现，大多数嫌犯在交待案情后，当我们问他是什么原因，才促使他由起初的死也不肯交待，最后转变到愿意"开口"的。由于我们所办的各个案件性质不同、不同嫌犯的个性不同、我们审讯员在审讯时采取的手段不同，嫌犯们回答的"理由"也是那么地各不相同。乍一看，对于促使他们交待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好象没有什么规律可寻。
但是，经过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分析归纳后，仍旧可以看出，他们为什么肯"开口"交待的原因，实际上必须有某些特定心理条件的产生作为前提的。他们会认为：如果还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说服他们自己的"借口"，就马上主动向政府交待，似乎有点太对不起自己了。只有当他们认为可以说得过去的，不致过于心理失衡所谓的 "理由"出现了之后，才愿意开始交待，不会觉得太亏。所以，我们审讯员在审讯时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营造好能够促使嫌犯交待的那些特定心理条件，做好了这个工作就能起到"打蛇打七寸的效果"，促进我们的工作。这些特定的心理条件概括起来，有这样三类：
1、嫌犯在内心真正后悔、醒悟的时候。
2、嫌犯认为交待了对他自己有好处的时候。
3、嫌犯感到已没有退路，无法继续隐瞒的时候。
二、 如何营造和使用"可促使嫌犯开口"的心理条件
（一）"煽情促悔法"??让嫌犯幡然悔悟、彻底交待
很多犯罪嫌疑人在刚刚落网后的最初反应是悔恨。他们痛恨自己的一时莽撞、失去理智或意志不坚、轻信他人，激情之下犯了罪；从而产生严重的悔罪心理和逃避心理。在实际受审时的表现形式有：长吁短叹，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痛哭流涕。他们悔恨由于自己犯罪毁灭了自己的名誉、前途，悔恨由于犯罪连累了家属、子女等等。这种悔恨心理对促使其产生供述动机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但我们仅满足于这一步是不够的，因为这与经过我们审讯员认真、到位的思想教育后，嫌犯幡然悔悟而彻底交待的那种理想状态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此我们在审讯中欲控制嫌犯情绪时，要做个有心人，要有意识地激起他的悔恨心理并加以强化，促使其将悔恨转化为交待的动力。在这里，笔者姑且称之为"煽情促悔法"。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有：
1、唤起荣誉感
"唤起荣誉感"就是利用嫌犯曾经有过的荣誉（必须事先对审讯对象的情况有较好的了解），有意地唤起、肯定和鼓励，以此表示我们政府并未因他违法犯罪而对他以前的成绩加以全盘否定。这样，他就会从我们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受到感动，从而既使他对我们产生信服感，又能使原本悔恨心理不是最强的嫌犯，强化他的悔恨情绪，使他无地自容、悔不当初，进而将悔恨转化为交待的动力。
2、利用感情脆弱
在被审讯对象中，有好多是属于感情比较脆弱的一类人，儿女情长、家庭观念重。在审讯中常常感到对不起亲人，对不起家庭，对不起组织多年来的培养等等。
"利用感情脆弱"就是针对上述一类人的心理特点，用婉转的口气向他说明他的犯罪给其自身和家属、子女带来的巨大痛苦。指出如不老实交待，政府根据所掌握的证据对其从严惩处，将会给其家属、子女带来更大的不幸，同时也会给他自己招来更大的祸害；而认罪服法，争取从宽，将会有效地减轻亲属的痛苦，同时也有利于自己重新做人。这样，嫌犯就会良心发现，在内疚中悔恨自己的犯罪行为，转化为交待的动力。
3、注入同情
这个方法需要对嫌犯走上犯罪道路的某些原因进行客观分析，并对其的某些遭遇注入一定的同情。这样，既能暗示我们对其的情况已十分掌握，又能让被审讯对象感到我们审讯员是讲道理，通情达理和善解人意的。从而对审讯员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依感，我们则趁热打铁，将情感控制的力量渗透到他的内心深处，促使其在内疚、悔恨的复杂心理中产生交待的动力。
使用以上三个方法的关键是事先要对嫌犯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或者边审边了解），而且在审讯中决不能反复使用次数过多，更不能让对象觉得我们是假情假意，或者在表面同情他的，在内心却是鄙夷他的，这样只会激起他更大的敌意。
（二）"说理权衡法"??让嫌犯认识到只有坦白交待才对他更有利
在我们开始着手审讯后，大部分嫌犯的心理状态就会由最初的以悔恨心理为主，转变为以"畏罪心理"、"抵触情绪"和"怀疑心理"为主了。
"畏罪心理"是嫌犯因害怕罪行被揭露，自身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产生的，是一种被审讯对象较为普遍的心理现象；
"抵触情绪"是落网后的嫌犯因被拘押、受审讯；因其原本就对政府、执法机关、对党的政策持有不同意见；因其对自身的犯罪行为认识尚有欠缺，自认为政府对他的行为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弋"；或者由于我们办案人员某些工作方式不当，对我们持不满态度；而对法律、对审讯产生的一种对立、抵触情绪；
"怀疑心理"是嫌犯对党的坦白从宽政策持有不信任态度，担心"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因而疑心重重，不肯轻易开口。
有畏罪心理的嫌犯一听到"罪行很(较)重"的话就会不寒而栗，非常紧张，再也不肯和我们密切协作。他们因害怕受到法律严惩，而牵连家庭、丧失前途，于是千方百计抗拒交待，给审讯活动造成障碍。
比如：个别有畏罪心理的嫌犯，即使明知罪行已经暴露，而且也没有赖罪的基础，他们也会抱着只要硬着头皮和我们对抗就能蒙混过关的幻想，即便面对确凿的证据，他们仍不顾一切地耍赖、狡辩。
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的嫌犯面对受审时，他们会采取消极、极端的作法：有些对我们的问话听而不闻，爱理不理，以沉默当回答；有些气焰嚣张、公然对抗；有些故意寻衅、胡搅蛮缠；也有个别会摆出一副对审讯员不屑一顾、十分轻蔑的腔调；这时如果我们审讯员不够冷静、火冒三丈，则正中了他们的下怀。
有怀疑心理的嫌犯认为言多必失、欲言又止。他们怀疑交待了之后，是否真的能从宽，个别有的嫌犯一定要审讯员给他一个明确许诺之后，才能有所放心。
对于有上述三种供述心理障碍的嫌犯，我们审讯员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主动为被审讯对象分析、权衡利害得失，使之相信交待了对自己更有好处，愿意供述犯罪事实。
众所周知，趋利避害是几乎所有嫌犯共有的心理规律。当嫌犯把罪行看得过重，觉得一交待就没有出路了；或是不懂法律，不知道自己有从宽、从轻处罚的情节时，往往不敢交待。所以，我们审讯人员在审讯中要尽量通过旁敲侧击等方法让嫌犯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已经达到被掌握的程度了（但决不能对他明说，否则就变成"指名指事供"了，而且对下一步的审讯也会不利），他自然就会产生动摇。
这时，审讯人员要适时有针对性地对其所犯罪行加以分析，并用带有"严肃性、权威性"的口气向他宣讲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适当可以举几个因坦白交待而受从轻处理、因抗拒交待而被从重处罚的实例进行比较，用认真的态度问他愿意向哪一类人学，想得到哪一种下场，并要向其强调执法机关在决定如何处理一个人的时候，他本人的认罪态度、是否配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想故意耍赖、公然对抗审讯；爱理不理、以沉默当回答，都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拒不交待同样要定罪。
然后再结合本案件的实际情况，从嫌犯的作案动机、目的、手段、情节、侵害对象以及造成的后果等方面，依据相关法律，为其找出可以从轻处罚的条件。审讯员要用真诚的态度帮助他权衡交待与不交待的利害得失，使之确信只要交待了，有好的认罪态度，就能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三）"批驳揭谎法"??正确使用证据、揭露矛盾让嫌犯不再侥幸、欺骗和隐瞒
"侥幸心理"是被审讯对象在审讯进行过程中的主要心理障碍之一，是嫌犯对案件的侦查和审理主观自信，幻想能够逃避罪责的心理状态。
在和我们审讯员个把回合的交锋后，有的嫌犯凭回忆估计，自信自己的作案手段巧妙、诡密，不会留下证据和马脚；猜测同案人和知情者不会交待或揭发；公安机关并没有掌握什么证据或没有掌握全部证据；幻想会获得外面的帮忙或庇护等等。他们会守口如瓶；会投石问路、反过来责问审讯人；会真真假假，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上先进行供述；或者供述之后又后悔翻供，只拣对他有利的说，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他们会花言巧语、假作诚恳，扮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来妄图博取同情，而后进行谎供、欺骗；他们也会伪造动机和情节来减轻罪行，甚至推卸罪责、诬陷他人。
有"侥幸心理"的嫌犯自以为步步为营、十分小心，其实也伴随着心理防御中的弱点：
1、防御中的失算。即在他的主观推测中没有料到我方会拿到某些罪证，因而出现防御上的疏忽。
2、防御中注意力的顾此失彼。即嫌犯对某些他自认为重要的问题、细节注意力过于集中，防守过于严密。由于人的注意力有限，导致他对其它的一些我们已经掌握，而且与本案件也重大相关的细节则势必有所忽视，于是就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我们通过前后对照，可以从中找出"牛头不对马嘴"的地方。
因此，对有"侥幸心理"的嫌犯的审讯，我们首先要针对其自以为得计的心理特点，向其强调"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一千古真理，挖掉其侥幸心理的认识基础；其次，在审讯时要用心记住他在讲述时的种种漏洞和矛盾，在适当时候对这些矛盾和不合理之处进行列举和追问。嫌犯为了圆谎，必然要用更多的谎言来辩解、弥补，这些情急之中的谎话又一定会存在漏洞，当然又必定会被我们审讯员发现，我们穷追不舍，直至将嫌犯逼至理屈辞穷、无路可退的地步，迫使其交待；再次，我们要充分利用此类嫌犯对被掌握罪证尤其惧怕的心理特点，在问话中注意分寸，不让他从中听出我们的虚实和审讯意图，在适当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某些证据，使他意识到我们已经掌握"铁证"（即使是他误认为我们已经掌握大量证据，也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只好"开口"交待。
三、 能促使嫌犯交待的三类心理条件在审讯中的适用对象
我们对于上述"能促使嫌犯交待的三种心理条件"的营造，不能不分被审对象的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根据嫌犯的年龄、文化、性格、智力、意志力、生活环境、经历和社会地位，以及所犯罪行的个体特点，而适时、适当地使用。一般来讲：
"煽情促悔法"，适用于初次犯罪或违法者、因激情而犯罪者、意志不坚、容易动感情者；
"说理权衡法"适用于智力水平较高，有理智，听得进政策、道理者、过失犯罪者、共同犯罪中的从犯、犯罪后果较轻的嫌犯，以及其它犯罪原因好似"情有可原"的嫌犯；
阐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和影响

刘成江


　　孝文帝拓跋宏，显祖拓跋弘长子。自幼接受儒学教育，造诣颇深。孝文帝看到北魏“兴自北土，徙居平成，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他梦寐以求“光宅中原” ，把北魏建成政通人和、民富国强，声威教化覆盖南北的大一统国家，以身成就北魏作为华夏正统王朝的千秋伟业。太和时期，大批智能之士绸缪帷幄，任寄为重，辅助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法制改革，显著改善了北魏前期法律制度野蛮暴虐的旧貌。孝文帝法制改革创立的某些制度，也被后律吸收，影响贯逾千年。
　　一、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
　　1．“营国之本，礼教为先”礼教是经制的核心和主体，囊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切行为准则。礼教又是封建社会道德伦理之所在，无“礼”是为无“理”或无德。孝文帝深谙天下已定，备礼化民为治术之尚。他主动调整统治政策，高倡“营国之本，礼教为先 ”，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明礼仪、定制度、移风易俗运动，为“开导兆人，致之礼数”服务 。
　　太和时期，北魏仿周礼重制祭祀之礼，造名堂、营太庙，反复争论推敲祭礼的各种细节，有意识地强调祭祀之礼作为宗族结合精神支柱的特征，发覆了孝道之义 。孝文帝还在朝堂亲讲丧服，开自古未有天子讲丧礼之先例 。服制拘天下胡汉臣民于伦常，服丧违制即构成犯罪行为。朝廷三番五次奖励表彰孝悌，宣扬尊老养老，千方百计强化人们对礼德的认同感。太和七年下诏，同姓之间不得婚娶，“有犯以不道论 ”。仿古重定婚礼，著之律令，“犯者以违制论 ”，北朝自此首创了婚律。太和十一年，复“乡饮酒”。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 。” 此时，德政礼治不再停留于魏初的泛泛而提，已作为改革的理论根据，也成为法制的规矩绳墨。
　　2．礼入于法，创制阐礼，礼是儒家处理家庭宗法关系的准则，孝文帝以律阐礼，使之具有强制性约束力。
　　（1）加重对不孝罪的惩罚。孝文帝之前，由于北魏还保留部落习惯法的因素，没有把家庭伦理关系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所以北魏的法律对于不孝罪处罚较轻。到了孝文帝时期，为了稳固家庭关系，他加重了对不孝罪的处罚，他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 。” 孝文帝的这一改革，表明汉族儒家的伦理思想对北魏统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时期，“不孝罪”的外延有所扩大，居父母丧而冒哀求仕，也要处以刑罚。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偏将军乙飞虎就因“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依律处刑五岁” 。这些为以后不孝作为“重罪十条”以及“十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2）创立了存留养亲制度。孝文帝时期规定：“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存留养亲制度是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存留养亲制度的立法意图在于契合礼“老有所养，终有所送”的孝亲意蕴，既不否定罪犯罪责，而又体恤犯亲缺侍，情理相顾，占足新意，宣扬皇恩浩荡，深合礼为法鹄之旨。经过后世细致补充，更加完备，垂用千载。
　　3．刑罚轻简，以求宽仁
北魏前期尚武君主倾心重法任刑，故而轻刑窒碍，刑酷难改。孝文帝则把刑罚目的由“以刑刑民”转向“以刑禁民”，把用刑“参详旧典，务从宽仁”作为法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北魏法制自此由严酷向宽缓转折。
　　（1）罢门房之诛。北魏世祖时期的汉族地主崔浩因国书被诛案牵连到五个大家族，对汉族地主阶级的震动比较大。孝文帝即位后，为了加强统治，需要不断与汉族地主融合，消除汉族地主对其的戒备心理；同时他也认识到一味残暴地杀戮只能激起人民的反抗和国人的不耻；而且一人犯罪牵连他人“违失《周书》父子异类” 。所以他于“延兴四年六月诏曰：‘……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已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 。’” 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终于被废除了，从此在北朝的史籍记载上，门诛虽还偶尔出现，但已不是法内常刑。“夷五族，夷三族之刑，从此绝迹了 。”
　　（2）流刑列入五刑系列。汉文景二帝废除肉刑，本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刑罚文明化，但是又产生了“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的弊病 。因此，自汉止晋，一直存在着肉刑存废之争。事实上，肉刑也并未被彻底废除，至南北朝时期，宫刑仍有适用，甚至作为替代死刑的一种刑罚，试图解决刑太重导致的社会矛盾。北魏建立后，将鲜卑用刑习惯加以扩大汨扬，用流刑处置入死为重而入徒尤轻的犯罪，自此，其作为生死刑之间的中间刑的优越性日渐突出，地位遂冉冉上升。但此时，流刑非正刑，虽有适用但不普遍。太和十一年孝文帝审改有关死刑律条 ，大批死罪降减为流。太和十六年修刑律，孝文帝亲定徒刑流刑的适用范围，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从此，以死、流、徒、鞭、杖为内容的封建五刑体系得以确立，并经后世发展完善，影响愈千年。流刑列入主刑体系，有利于严格地衡量犯罪地轻重差异，克服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轻度犯罪重刑化，罪刑严重失衡的现象，可从刑罚体系的改造上保证缩小死刑的适用，遏制肉刑的恶性发展，不失为封建刑罚体系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重大举措。
　　（3）废除裸体而斩的规定。长期以来，北魏在行斩之时，犯人要上身裸露，虽有“入死者绞”的规定，但是斩刑依然是常用的刑罚。孝文帝认为：“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并下诏：“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 这样，受戮者免受裸骸之耻，同时不污风化。
　　二、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影响
　　孝文帝的法制改革继承了以德治化民功能为底蕴的儒术传统，改造总结北魏前期法制，同时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北朝封建法制儒家化运动遵循着太和改革的思路，走向深入和全面。可以说，太和年间的改革对北朝法制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
　　1．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孝文帝法制改革时期，北魏增廓辟壤已定，地方豪族分权转向中央集权，农业经济日益排挤游牧经济，世代徙移的游牧诸族逐步被纳入封建农业文明轨道，北魏已由“骑马民族国家转型为农耕民族国家 ”。诸胡面临重建统一价值观的转换期，孝文帝按照周礼“以教典扰万民，以礼典谐万民，以刑典纠万民”的理论框架进行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向封建化演进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为南北朝统一做了意识形态准备。
　　隆礼重道在北朝社会确立了封建意识形态，是推动北朝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其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由于南北朝具有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南人也不由地欣叹“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时日已久，终于使“南方不再目北朝为种族、经济、文化全然不同之集团 ”。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此获得了真正扎实的基础。
　　2．孝文帝法制改革推动了北朝社会进步，太和时期的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的封建化提供了秩序保障，而且由于它积极地参与了北朝社会的封建化进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改革中建立了包括司法系统这类主要的国家机构封建化的政治制度，实体法的主要领域也得到了改造。不仅是“教随时设”，立法灵活变通；禁止律外用刑，考核法司严格；而且用刑“务从宽仁”，改“以刑刑民”的重恐吓为“以刑禁民”兼重教化；控制死刑的适用，改造缘坐刑，减死增流等措施都体现了在儒家刑罚观指导下，封建刑法向“罪刑相当”法理靠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社会稳定发展，有不可否认的进步性。
3．孝文帝法制改革规定了北朝法制的发展方向，太和年间的法制改革，无不体现了隆礼仪、重教化、慎刑罚三环紧扣的总方针，儒家德刑相济、礼本刑用的理论被付诸实行，这不仅是对北魏建国百年法制加以反思和总结的结果，也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北朝法律从内容、结构、精神方面提高了礼法结合的层次，北朝法律制度的格局和风貌自此基本确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