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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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补充规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币业务会计处理的补充规定
财政部
根据1997年9月8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公布废止和失效的财政规章目录（第六批）废止
一、企业以合营各方缴付出资额（包括筹建时缴付和投入生产经营后缴付）时所投入的外币购建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原材料和支付的费用，可以按该项外币的帐面汇率折合人民币价值入帐。企业以外币借款购建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原材料和支付的费用，
也可以按该项外币借款的帐面汇率折合人民币价值入帐。
二、企业可在商得当地财政税务机关同意后，将所有外币银行存款、外币债权债务的年末余额按年末汇率进行调整，因年末汇率与帐面汇率不同而发生的折合人民币差额，增设“待转销汇兑损益”科目记帐，并从本年度起，按商得当地财政税务机关同意的期限（一般为1至5年）分期
转销。“待转销汇兑损益”科目的余额，于资产负债表流动资产“待摊费用”项下或流动负债“预提费用”项下单独反映。
三、经营外币信贷业务的企业，可以按实际收付的不同货币分别记帐，期末编制以人民币计算的会计报表时，对各外币存款、外币债权债务帐户的期末余额均按期末汇率折合人民币金额。对于本年内因货币兑换和不同货币业务转帐而发生的折合人民币差额，列为当期汇兑损益。
经营融资性租赁业务的企业，其租赁债权和租赁债务以外币结算的，也可以按上述办法进行会计处理。
四、企业按调剂价卖出外币，对于因调剂价高于外币帐面汇率而发生的折合人民币差额，应当列为当期汇兑收益。按调剂价买入外币，可按调剂价单独记帐，买入的外币用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原材料和支付费用的，可按帐面调剂价折合人民币价值入帐；用于偿付外
币债务的，对于因帐面调剂价高于所偿付债务项目的帐面汇率而发生的折合人民币差额，可列为当期汇兑损失。
五、对于已经投入生产经营的企业，可将利润表中“汇兑损益”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划出单独反映；对于筹建期间的企业，可于资产负债表“开办费”项下单列“筹建期间汇兑损益”项目反映，但仍应按照开办费的摊销办法于开始生产经营后分期转销。
六、采用某种外币作为记帐本位币的企业，其人民币和其他外币收支业务的会计处理，可以比照上述规定办理。
198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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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法律”论纲
——对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一种界分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梁剑兵
内容提要：所谓软法律，是在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主要是由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方式形成的、并以柔性的或者非正式的强制手段实现其功能和作用的法律体系。软法律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合乎现实中统治阶级意志的、并合理存在的法治性社会规则，它消解了以外来法律精神和原则为主干的“硬法律”与中国社会客观现实之间的种种张力和尖锐矛盾，从而构成现实的和行动中的中国法律的一个重要方面。软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克服法律在塑造和改变社会过程中遇到的抵抗；实现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和谐与良性共振；在意识形态领域迅速传播以树立法治信仰；克服政府与民众的被动守法；有效克服“法律完美主义”的固有缺陷。软法律的固有缺陷是它的紊乱性和非系统化，并可能成为消极法律文化和人治传统延续的渠道，也可能成为中央或地方官僚非法行为的借口，但是这种缺陷是可以被硬法律的规制和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等力量所瓦解的。软法律的社会任务是：实现法治与人治的合理妥协；实现道德传统和现代法律的有机结合；统一社会价值观念；促进法律多元化；最终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控制手段之一与硬法律进行对接和整合，实现对中国人治社会的改造和法治内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关键词：软法律，硬法律，民间习惯法，国家认可，柔性强制。
处在转型社会时期的现代中国，法律与道德以及历史传统习惯的交替作用和矛盾冲突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事实，这对现有的全部法律体系和法学研究都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与挑战：深嵌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国度和人治社会中的法律，如何在走向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过程中，完成法治与人治的合理妥协呢？又如何实现一种和谐的法律秩序的历史性回归呢？我们在彷徨中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和思考。思考的过程，是漫长而又痛苦的，这种痛苦首先来自既看不清法治的来路也看不到它的正确去路的迷茫，更来自那种强烈的对现实不满和批判的中国知识分子情结，还来自一种对于法律的唯一本质是暴力性强制的法律职业性思维的本能。于迷茫和痛苦中，只好躲进书斋，在故纸堆中寻求答案。摸索中，黑格尔如同一只蜡烛，隐约地出现在我们的前方，他告诉我们：“存在即合理”；逐渐地，朱苏力的本土资源论也开始闪烁在我们的近旁；刘星等法律学者所提出的“法条主义的内在生产力”学说也提供给我们一种朦胧的启示；然后，在一个偶然跌入眼帘的小册子里，①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概念——软法律。于是，基于将这个概念引入本土法学研究的考虑，思维的网络迅速开始纽结，便形成了这篇论文的点与线。
随后而来的，是文献的检索和阅读。关于软法和软法律的论述在国内文献中是比较罕见的。在我们所搜索的各种文献资料库中，相关的论文仅有李中圣先生的《关于软法律约束的初步研究》②和李泽锐先生的《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③前者并非论述软法律问题，而是讨论硬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强制力软化现象，后者则是专门探讨国际法领域内的软法律及其特征的。除此以外，关于软法律的概念性探讨论文和专著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奢望填补法律社会学的空白，但是囿于视野的狭窄和搜索范围的有限性，所以我们关于软法律的发现和探询仅仅是一种初步的尝试。我们的探索是建立在对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客观法律现象的发现（而不是发明）的基础之上的，并希望从具象上升到抽象，进而概括和归纳出中国社会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某种内在规律，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和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律体系提供和展示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范畴。这种探索和认识并非是一个主张或者一种诉求，更不是一种发明，而只是对社会法律现象的一种发现和理解。因为我们坚决相信：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只能被客观性地发现而不能被人为性地发明的。
一、对软法律的各种观察和界定*
对于“软法律”或者“软法”这样一个词汇，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察和界定。就词源而言，软法律在英文当中被称为soft law,作为与hard law的对称性概念而存在。
“软法律”一词最初源于何处，是何含义已无从考证。目前，人们主要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使用该词。国际法上的软法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国际法本身。由于国际法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不存在超国家的统一的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因此缺乏一种强制力逼迫国家遵守国际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法也被称之为“软法”。[1]二是指“那些将要形成、但尚未形成的、不确定的规则和原则”；即“一种敦促性或纲领性的规定”。[2]二战以后，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域，需要制定新的规则加以调整，但由于缺乏经验，一时难以制定出明确具体的为多数国家接受的规定。故一些灵活性较大、约束力不强的可以为各国接受的“软法”便应运而生。[3]
国内法上的软法，含义颇多，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一是指作为硬法律的半成品的法律渊源中的有关种类。[4]二是指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王保智认为软法律是一个国家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5]三是指道德规范。李正华指出：道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象是一种“软的法律”（soft law），它是通过对人们内心的拷问来加以内部约束的一种行为准则。[6] 这里的软法指的就是道德规范。四是指民间机构制定的法律。吴越认为，就公司法而言，美国公司立法权限在传统上属于州议会，联邦议会的公司立法权限极为有限。由于州议会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不可能发起公司立法的根本变革，而美国又不会轻易的接受大陆法系的做法。因此美国示范公司法并不是由立法机构颁布的，而是由民间组织推出的，从性质上看它属于“软法”。[7]五是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文件。我国于1995年 5月颁布了 “阳光法”即《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有人将这份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文件称之为软法。[8]六是指程序法。一直以来，我国对程序及程序法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关注，致使人们误认为程序法是软法，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从而大大地降低了程序法的价值。[9]七是指仅有实体性的权利宣告而没有设定相应程序保障的法条或法律。有人认为，法律界习惯上把仅有实体性的权利宣告而没有设定相应程序保障的法条或法律称之为“软法”，如宪法中的纲领性、原则性条款。[10]八是指法律责任缺失的法条或法律。在立法上，一些法律有禁止性条款，却无违反该条款后的责任规定，人们形象的把这些法律称为软法。九是指法律责任难以追究的法律。有些法律中虽然有法律责任，但是由于法律责任要么规定的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要么对违法成本规定的比较低，不足以产生应有的威慑力，因此实践中这类法律往往难以执行，故也被称为“软法”，如《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工会法》等。[11] 十是将软法律等同于执政党政策等柔性规范。例如，季卫东教授就有如下的观点：“概括地说，国家法出现了刚性规范与柔性规范这样两种性质很不一样的组成部分比如说‘礼法双行’、‘德主刑辅’，或者表现为现代的法律与政策并列的现象。”
作为与软法相对应的概念，“硬法”的含义也可以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加以解读：国际法上的硬法是指各国签订（并受各国实际执行）的国际习惯法和条约法。[12]
国内法上的“硬法”内容各异：一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13]二是指刑法等与限制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法律。[14]三是指实体法。[15]四是指刑法，行政法及民法中那部分具有可惩罚性，有较强的强制手段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16]五是指公、检、法机关的执法。[17]六是指执法程序规范，操作严谨的法律。[18]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文献检索主要来自于互联网。就国内而言，在各种正式的法学教材和平面媒体法学学术性文章中，在笔者所观察到的范围内，罕见使用该名词的情形。
由此可见，国内对软法律和与其相对应的硬法律的理解，都是以规范本身为观察对象，以立法和执法中是否体现国家强制力为逻辑起点的。所不同的是，有的人是从立法主体、立法技术的角度加以论述的；有的人是从执法主体、执法效果的角度加以论述的。这种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强调的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规范的逻辑推导，其理论出发点是把依据法律规范所形成的法律制度看作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其前提是假定人的理性可以建构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从而忽视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精英设计的色彩过于浓重。同时，过多的强调国家强制力在立法与执法中的作用，先验的肯定国家话语权的正当性，也有可能导致法律与现实的背离，而这种背离的直接后果就是全体市民社会和农民阶级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看作成为了异己性的制度压迫。
二、软法律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推演
法学是以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为考察和研究对象的科学。在长期的法学研究过程中，古今中外的法学理论从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中抽取和提炼了其中的规律性元素，组成了不同的法律理论领域。而西方法学对法的应然性和实然性划分是一种学界普遍适用的和重要的划分方法。一般来说，所谓应然法，是指“应当如此的法律”，也就是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理想状态下的法律，应然法的语义所指往往是道德和伦理规范；而所谓实然法，是指“实际上如此的法律”。实然法的语义所指就是国家制定法。这种应然法和实然法的两分法，都是建立在对法律这种现象的静态观察的角度上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真观察和分析的角度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将静态意义上的实然法放置到社会环境的实验室中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实然法，它的语义所指向的对象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根本上是因为中国法律所跃入的语境和西方法律所跃入的语境有文化上的本质差异。在中国，法律所跃入的语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该巨系统有三个重要的大系统，分别是：被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认的西方文化；自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中所产生的政治专制文化；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间传统文化。这样一来，为了适应中国语境下这三个不同的大系统，中国的法律为实现其逻辑上的自洽，也就自然而然地区分出来三个不同的法域。第一个法域依然是应然法域，也就是道德与伦理领域。而实然法域被中国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与农民阶级所切割，从实际上形成了国家制定法和民间习惯法两个领域，前者主要是实然的，而后者却是必然的。如此，我将中国社会中的法律领域区分为三个理论领域：应然法，实然法，必然法。实然法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往往却是人们主观设计和理想化的产品，打着深刻的阶级意志的烙印，而必然法则是一种“实际上如此行动的法律”，它的部分内容和实然法重迭，但是也有相当多的部分游离于实然法之外而具有特殊的又必然的民族文化痕迹。软法律就是深深地隐藏和盘踞在实然法与必然法的中间，而不是存在于应然法的理论领域中的，这是由硬法律和现实社会之间的互相冲撞和彼此妥协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或者从实质上讲，软法律就是存在于硬法律和民间法之间的一种折衷机制。
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软法律存在的理论合理性主要地要从社会学或者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中去寻找和提取。在中国春秋时期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中，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面对社会变革所造成的“硬法律”与社会现实的脱节问题，从注重研究法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入手，提出了中国最早的礼法合一学说，这一学说在长期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运动过程中终于被中国古代社会所完全接纳，形成了与社会完全和谐一致的中华法系。在西方，法律社会学的奠基人、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提出了“活的法律”的观点，“埃利希相信，社会生活中实际上被人们所广泛遵循的规则，不是那些被称之为‘判断规则’（Entscheidungsnormen）的指导法官如何断案的特殊有限的规则，而是应用范围更为广泛的‘活的法律’”。[19]因此，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所谓法律，不仅仅是指被国家的立法机关所正式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更包括与这些法律文件直接相关的法律价值观念、法律意识、法律语言、法律传媒、法治机构、法律人、法律装备等要素所共同组成的一个有机存在的社会现实体系。因此，当我们将视角从法律规范本身中转移出来，投射到研究法律与其文化共生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找到软法律存在的合理性。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法律也是民族特定愿望和希望的集中反映，这是软法律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法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入手，我们不仅仅将法律条文看作是法律职业的工具，更将法律条文尤其是法律概念（法律术语）和法律原则看作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法治资源，并从这种资源中提取出软法律的功能和实际的社会作用。这种社会作用往往更能够体现法律作为一种生产力所产生的社会观念推动力。
从上面的逻辑出发，我们认为，固然我们可以把软法律和硬法律进行对照，同时也应该将软法律和民间习惯法进行对照。大体上，软法律应该是横跨于硬法律和民间法之间的，相当于社会学指称的“中间地带”或者“灰色区域”。在上述的诸种关于软法律的表述方法中，我们认为，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种表述均属于软法律，其他各种表述则不属于软法律。
三、软法律的概念与内涵
虽然定义往往都是蹩脚的，限制我们观察社会的视角。但是，为讨论的方便，我还是在被动观察社会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对软法律大致做如下的定义：所谓软法律，是一种客观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之中的法律系统，大体上是一个与硬法律和民间习惯法两面对应的法律领域。与之相似的概念可以有：软法、柔性法规、柔性规则等等，是一种新的法律分类方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６０号）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管理规定》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郑斯林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规范供销合作社的行为，维护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保证供销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供销合作社是在国家扶持下由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自愿入股组成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是加强政府与农民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城乡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之一。
第三条 供销合作社的宗旨是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综合服务，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
第四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自愿联合、民主管理、平等互利、风险共担的办社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自批准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的企业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经核准后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第六条 本省各级供销合作社和有关单位、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本省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定，支持供销合作社事业的发展，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二章 供销合作社的组织体制
第七条 供销合作社的基本职能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行使政府赋予的管理职能；
（二）研究制订并实施本社的规章制度、发展规划和工作意见，加强内部管理，搞好教育培训；
（三）组织、指导所属企业、单位及下级社开展业务、经营活动，对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经营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
（四）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农民的要求及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情况与意见，为社员和社员社搞好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八条 供销合作社由下而上逐级入股联合组成。上级社制定的基本规章制度、发展规划和重大决策等，下级社应当执行。上级社与下级社应当加强合作与联合。
第九条 各级供销合作社所属单位的资产归本级社所有，由本级社授权其经营管理和有偿使用。所属单位对其所占用的资产负有保值和增值的责任。
第十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代表会议制。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届任期３至５年。有关供销合作社的重大事项，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确认。
基层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社员推选产生。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社员社的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十一条 供销合作社社务委员会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领导和执行机构，向社员代表大会负责。每届任期与社员代表大会相同。
第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主任负责制。供销合作社主任是供销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对社务委员会负责。供销合作社主任应接受社员（社员社）监督。
基层供销合作社的正、副主任由县级社提名，经同级社务委员会选举产生，或者由县级社聘任，经同级社务委员会确认。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的正、副主任分别由同级社务委员会选举产生。市和县级社主任的任免和调动须征得上一级社的同意，并按供销合作社章程有关程序规定予以确认。
第三章 供销合作社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十三条 基层供销合作社以集镇为中心，按照经济区域设置，不设基层供销合作社的乡（镇）所在地可设分社或站。县级以上各级供销合作社按照行政区划设置。
有条件的地方可逐步推行“一县一社”，实行供销合作社县级和基层之间组织一体化。
第十四条 新设立供销合作社必须经上级社审核同意，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供销合作社的合并、分立与终止，须经同级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并报上一级社批准，或由上一级社社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供销合作社企业的终止，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 供销合作社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供销合作社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其全部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处分的权利；
（二）聘任和解聘所属企业和单位的负责人；
（三）审批所属企业和单位的重大经营、投资决策；
（四）监督检查所属企业和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
（五）享有独立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自主权，自主确定经营形式、分配形式、自主决定内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劳动组织形式和用工办法；
（六）其他依法应享有的权利。
第十七条 供销合作社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和本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社员的合法权益，提高职工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三）接受并完成国家和地方政府委托的任务；
（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为农服务能力；
（五）依法缴纳税金；
（六）其他依法应当承担的义务。
第十八条 供销合作社所属企业和单位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经营、用工、分配等自主权，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第五章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
第十九条 供销合作社应当在城乡建立综合性经营服务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服务。经营服务机构的设置，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城乡建设和社员的需要，通盘规划，合理布局，行业配套，协调发展。
基层供销合作社要坚持方便群众购销、便于领导和管理、符合经济核算的原则，设置综合商场、综合门店、专业公司、专业门店、饮食服务、加工、修理、仓储、运输和其他生产经营服务机构；在人口较集中的村落可设置供销分社或站；在行政村兴办综合服务站或委托社员办代购代销店，同农民联办商店等。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可以根据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扩大经营规模，设置专业公司，在城市和集镇建立批发市场、贸易中心、商场、连锁商店以及其他生产经营服务机构。
第二十条 供销合作社可以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投资举办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的企业集团、综合商社、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境外企业。
第二十一条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不受城乡分工、行业分工、商品分工、经营层次和经营品种和限制。对于国家实行专卖、专营的商品和其他业务，只要供销合作社具备相应条件，都可以委托其经营或代营。
供销合作社要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业和其他二、三产业。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不断增加出口创汇。
供销合作社应当根据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需要，积极拓展服务领域，扩大经营范围，繁荣城乡经济。
第二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购销结合、批零结合、联购分销、分购联销、综合经营、专业经营、集团经营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可以自营、联营、代理、代办，还可以和其他经济组织实行股份经营。
在供销、信息、科技、运输、加工、储藏等方面，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积极推行贸工农一体化，引导农民有组织地进入市场。
第六章 供销合作社的内部管理
第二十三条 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的企业应当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证职工依法参与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利。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动员和组织全体职工，保障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落实。
第二十四条 供销合作社的企业应当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强化经济责任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大中型企业要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十五条 供销合作社的资产由社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和使用。供销合作社应当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单位设立、变更、终止后的财产处理，按国家、省有关规定和社章执行。
第二十六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执行国家规定的财会制度。建立和实行互助合作、基金调剂制度。年终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由各级供销合作社按照本社章程和上一级社规定进行分配。
第二十七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度，对各级管理人员实行选举制、聘任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
第二十八条 供销合作社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积极开展成人教育，兴办文化科学教育事业。
第七章 供销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接受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应当认真履行政府赋予的管理职责，完成政府委托的各项任务，保证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实现。
第三十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供销合作社进行指导、协调、扶持和监督。应当把发展供销合作社事业纳入各级人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信贷、税收、网点建设等方面给予扶持。
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供销合作社，享受国家和政府扶持当地经济发展所实行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一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要保护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保障其组织的完整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平调供销合作社的资金和财产、随意改变其隶属关系和限制经营范围，不得非法干预其内部机构设置和用人自主权。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地方城市建设规划占用供销合作社土地、房产、经营网点、设施等，要有偿使用，给予相应的补偿。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要重视发挥供销合作社的作用，并要兼顾供销合作社的经济利益。政府委托的任务应当保障提供必要的资金。供销合作社因执行政府委托的任务而发生的政策性亏损，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供销合作社有权拒绝、控告、检举，有关人民政府及部门应当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给予经济处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其单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平调供销合作社人、财、物，干预供销合作社资产处置权的；
（二）限制、截留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侵犯供销合作社经营自主权的；
（三）对供销合作社实行摊派，以及对拒绝摊派的单位及其负责人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的；
（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使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五）其它侵犯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的行为。
上述行业由政府部门作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进行处理；由政府作出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进行处理。
第三十三条 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有权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给予经济处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其单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由供销合作社组建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参照本规定执行，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与本规定相抵触的本省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对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一种界分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梁剑兵
内容提要：所谓软法律，是在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主要是由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方式形成的、并以柔性的或者非正式的强制手段实现其功能和作用的法律体系。软法律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合乎现实中统治阶级意志的、并合理存在的法治性社会规则，它消解了以外来法律精神和原则为主干的“硬法律”与中国社会客观现实之间的种种张力和尖锐矛盾，从而构成现实的和行动中的中国法律的一个重要方面。软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克服法律在塑造和改变社会过程中遇到的抵抗；实现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和谐与良性共振；在意识形态领域迅速传播以树立法治信仰；克服政府与民众的被动守法；有效克服“法律完美主义”的固有缺陷。软法律的固有缺陷是它的紊乱性和非系统化，并可能成为消极法律文化和人治传统延续的渠道，也可能成为中央或地方官僚非法行为的借口，但是这种缺陷是可以被硬法律的规制和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等力量所瓦解的。软法律的社会任务是：实现法治与人治的合理妥协；实现道德传统和现代法律的有机结合；统一社会价值观念；促进法律多元化；最终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控制手段之一与硬法律进行对接和整合，实现对中国人治社会的改造和法治内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关键词：软法律，硬法律，民间习惯法，国家认可，柔性强制。
处在转型社会时期的现代中国，法律与道德以及历史传统习惯的交替作用和矛盾冲突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事实，这对现有的全部法律体系和法学研究都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与挑战：深嵌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国度和人治社会中的法律，如何在走向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过程中，完成法治与人治的合理妥协呢？又如何实现一种和谐的法律秩序的历史性回归呢？我们在彷徨中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和思考。思考的过程，是漫长而又痛苦的，这种痛苦首先来自既看不清法治的来路也看不到它的正确去路的迷茫，更来自那种强烈的对现实不满和批判的中国知识分子情结，还来自一种对于法律的唯一本质是暴力性强制的法律职业性思维的本能。于迷茫和痛苦中，只好躲进书斋，在故纸堆中寻求答案。摸索中，黑格尔如同一只蜡烛，隐约地出现在我们的前方，他告诉我们：“存在即合理”；逐渐地，朱苏力的本土资源论也开始闪烁在我们的近旁；刘星等法律学者所提出的“法条主义的内在生产力”学说也提供给我们一种朦胧的启示；然后，在一个偶然跌入眼帘的小册子里，①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概念——软法律。于是，基于将这个概念引入本土法学研究的考虑，思维的网络迅速开始纽结，便形成了这篇论文的点与线。
随后而来的，是文献的检索和阅读。关于软法和软法律的论述在国内文献中是比较罕见的。在我们所搜索的各种文献资料库中，相关的论文仅有李中圣先生的《关于软法律约束的初步研究》②和李泽锐先生的《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③前者并非论述软法律问题，而是讨论硬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强制力软化现象，后者则是专门探讨国际法领域内的软法律及其特征的。除此以外，关于软法律的概念性探讨论文和专著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奢望填补法律社会学的空白，但是囿于视野的狭窄和搜索范围的有限性，所以我们关于软法律的发现和探询仅仅是一种初步的尝试。我们的探索是建立在对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客观法律现象的发现（而不是发明）的基础之上的，并希望从具象上升到抽象，进而概括和归纳出中国社会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某种内在规律，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和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律体系提供和展示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范畴。这种探索和认识并非是一个主张或者一种诉求，更不是一种发明，而只是对社会法律现象的一种发现和理解。因为我们坚决相信：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只能被客观性地发现而不能被人为性地发明的。
一、对软法律的各种观察和界定*
对于“软法律”或者“软法”这样一个词汇，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察和界定。就词源而言，软法律在英文当中被称为soft law,作为与hard law的对称性概念而存在。
“软法律”一词最初源于何处，是何含义已无从考证。目前，人们主要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使用该词。国际法上的软法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国际法本身。由于国际法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不存在超国家的统一的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因此缺乏一种强制力逼迫国家遵守国际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法也被称之为“软法”。[1]二是指“那些将要形成、但尚未形成的、不确定的规则和原则”；即“一种敦促性或纲领性的规定”。[2]二战以后，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域，需要制定新的规则加以调整，但由于缺乏经验，一时难以制定出明确具体的为多数国家接受的规定。故一些灵活性较大、约束力不强的可以为各国接受的“软法”便应运而生。[3]
国内法上的软法，含义颇多，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一是指作为硬法律的半成品的法律渊源中的有关种类。[4]二是指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王保智认为软法律是一个国家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5]三是指道德规范。李正华指出：道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象是一种“软的法律”（soft law），它是通过对人们内心的拷问来加以内部约束的一种行为准则。[6] 这里的软法指的就是道德规范。四是指民间机构制定的法律。吴越认为，就公司法而言，美国公司立法权限在传统上属于州议会，联邦议会的公司立法权限极为有限。由于州议会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不可能发起公司立法的根本变革，而美国又不会轻易的接受大陆法系的做法。因此美国示范公司法并不是由立法机构颁布的，而是由民间组织推出的，从性质上看它属于“软法”。[7]五是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文件。我国于1995年 5月颁布了 “阳光法”即《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有人将这份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文件称之为软法。[8]六是指程序法。一直以来，我国对程序及程序法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关注，致使人们误认为程序法是软法，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从而大大地降低了程序法的价值。[9]七是指仅有实体性的权利宣告而没有设定相应程序保障的法条或法律。有人认为，法律界习惯上把仅有实体性的权利宣告而没有设定相应程序保障的法条或法律称之为“软法”，如宪法中的纲领性、原则性条款。[10]八是指法律责任缺失的法条或法律。在立法上，一些法律有禁止性条款，却无违反该条款后的责任规定，人们形象的把这些法律称为软法。九是指法律责任难以追究的法律。有些法律中虽然有法律责任，但是由于法律责任要么规定的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要么对违法成本规定的比较低，不足以产生应有的威慑力，因此实践中这类法律往往难以执行，故也被称为“软法”，如《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工会法》等。[11] 十是将软法律等同于执政党政策等柔性规范。例如，季卫东教授就有如下的观点：“概括地说，国家法出现了刚性规范与柔性规范这样两种性质很不一样的组成部分比如说‘礼法双行’、‘德主刑辅’，或者表现为现代的法律与政策并列的现象。”
作为与软法相对应的概念，“硬法”的含义也可以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加以解读：国际法上的硬法是指各国签订（并受各国实际执行）的国际习惯法和条约法。[12]
国内法上的“硬法”内容各异：一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13]二是指刑法等与限制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法律。[14]三是指实体法。[15]四是指刑法，行政法及民法中那部分具有可惩罚性，有较强的强制手段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16]五是指公、检、法机关的执法。[17]六是指执法程序规范，操作严谨的法律。[18]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文献检索主要来自于互联网。就国内而言，在各种正式的法学教材和平面媒体法学学术性文章中，在笔者所观察到的范围内，罕见使用该名词的情形。
由此可见，国内对软法律和与其相对应的硬法律的理解，都是以规范本身为观察对象，以立法和执法中是否体现国家强制力为逻辑起点的。所不同的是，有的人是从立法主体、立法技术的角度加以论述的；有的人是从执法主体、执法效果的角度加以论述的。这种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强调的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规范的逻辑推导，其理论出发点是把依据法律规范所形成的法律制度看作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其前提是假定人的理性可以建构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从而忽视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精英设计的色彩过于浓重。同时，过多的强调国家强制力在立法与执法中的作用，先验的肯定国家话语权的正当性，也有可能导致法律与现实的背离，而这种背离的直接后果就是全体市民社会和农民阶级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看作成为了异己性的制度压迫。
二、软法律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推演
法学是以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为考察和研究对象的科学。在长期的法学研究过程中，古今中外的法学理论从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中抽取和提炼了其中的规律性元素，组成了不同的法律理论领域。而西方法学对法的应然性和实然性划分是一种学界普遍适用的和重要的划分方法。一般来说，所谓应然法，是指“应当如此的法律”，也就是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理想状态下的法律，应然法的语义所指往往是道德和伦理规范；而所谓实然法，是指“实际上如此的法律”。实然法的语义所指就是国家制定法。这种应然法和实然法的两分法，都是建立在对法律这种现象的静态观察的角度上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真观察和分析的角度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将静态意义上的实然法放置到社会环境的实验室中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实然法，它的语义所指向的对象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根本上是因为中国法律所跃入的语境和西方法律所跃入的语境有文化上的本质差异。在中国，法律所跃入的语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该巨系统有三个重要的大系统，分别是：被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认的西方文化；自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中所产生的政治专制文化；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间传统文化。这样一来，为了适应中国语境下这三个不同的大系统，中国的法律为实现其逻辑上的自洽，也就自然而然地区分出来三个不同的法域。第一个法域依然是应然法域，也就是道德与伦理领域。而实然法域被中国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与农民阶级所切割，从实际上形成了国家制定法和民间习惯法两个领域，前者主要是实然的，而后者却是必然的。如此，我将中国社会中的法律领域区分为三个理论领域：应然法，实然法，必然法。实然法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往往却是人们主观设计和理想化的产品，打着深刻的阶级意志的烙印，而必然法则是一种“实际上如此行动的法律”，它的部分内容和实然法重迭，但是也有相当多的部分游离于实然法之外而具有特殊的又必然的民族文化痕迹。软法律就是深深地隐藏和盘踞在实然法与必然法的中间，而不是存在于应然法的理论领域中的，这是由硬法律和现实社会之间的互相冲撞和彼此妥协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或者从实质上讲，软法律就是存在于硬法律和民间法之间的一种折衷机制。
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软法律存在的理论合理性主要地要从社会学或者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中去寻找和提取。在中国春秋时期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中，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面对社会变革所造成的“硬法律”与社会现实的脱节问题，从注重研究法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入手，提出了中国最早的礼法合一学说，这一学说在长期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运动过程中终于被中国古代社会所完全接纳，形成了与社会完全和谐一致的中华法系。在西方，法律社会学的奠基人、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提出了“活的法律”的观点，“埃利希相信，社会生活中实际上被人们所广泛遵循的规则，不是那些被称之为‘判断规则’（Entscheidungsnormen）的指导法官如何断案的特殊有限的规则，而是应用范围更为广泛的‘活的法律’”。[19]因此，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所谓法律，不仅仅是指被国家的立法机关所正式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更包括与这些法律文件直接相关的法律价值观念、法律意识、法律语言、法律传媒、法治机构、法律人、法律装备等要素所共同组成的一个有机存在的社会现实体系。因此，当我们将视角从法律规范本身中转移出来，投射到研究法律与其文化共生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找到软法律存在的合理性。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法律也是民族特定愿望和希望的集中反映，这是软法律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法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入手，我们不仅仅将法律条文看作是法律职业的工具，更将法律条文尤其是法律概念（法律术语）和法律原则看作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法治资源，并从这种资源中提取出软法律的功能和实际的社会作用。这种社会作用往往更能够体现法律作为一种生产力所产生的社会观念推动力。
从上面的逻辑出发，我们认为，固然我们可以把软法律和硬法律进行对照，同时也应该将软法律和民间习惯法进行对照。大体上，软法律应该是横跨于硬法律和民间法之间的，相当于社会学指称的“中间地带”或者“灰色区域”。在上述的诸种关于软法律的表述方法中，我们认为，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种表述均属于软法律，其他各种表述则不属于软法律。
三、软法律的概念与内涵
虽然定义往往都是蹩脚的，限制我们观察社会的视角。但是，为讨论的方便，我还是在被动观察社会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对软法律大致做如下的定义：所谓软法律，是一种客观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之中的法律系统，大体上是一个与硬法律和民间习惯法两面对应的法律领域。与之相似的概念可以有：软法、柔性法规、柔性规则等等，是一种新的法律分类方法。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管理规定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６０号）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管理规定》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郑斯林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规范供销合作社的行为，维护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保证供销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供销合作社是在国家扶持下由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自愿入股组成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是加强政府与农民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城乡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之一。
第三条 供销合作社的宗旨是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综合服务，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
第四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自愿联合、民主管理、平等互利、风险共担的办社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自批准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资格。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的企业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经核准后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第六条 本省各级供销合作社和有关单位、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本省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本规定，支持供销合作社事业的发展，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二章 供销合作社的组织体制
第七条 供销合作社的基本职能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行使政府赋予的管理职能；
（二）研究制订并实施本社的规章制度、发展规划和工作意见，加强内部管理，搞好教育培训；
（三）组织、指导所属企业、单位及下级社开展业务、经营活动，对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经营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
（四）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农民的要求及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情况与意见，为社员和社员社搞好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八条 供销合作社由下而上逐级入股联合组成。上级社制定的基本规章制度、发展规划和重大决策等，下级社应当执行。上级社与下级社应当加强合作与联合。
第九条 各级供销合作社所属单位的资产归本级社所有，由本级社授权其经营管理和有偿使用。所属单位对其所占用的资产负有保值和增值的责任。
第十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代表会议制。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届任期３至５年。有关供销合作社的重大事项，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和确认。
基层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社员推选产生。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社员社的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十一条 供销合作社社务委员会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领导和执行机构，向社员代表大会负责。每届任期与社员代表大会相同。
第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主任负责制。供销合作社主任是供销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对社务委员会负责。供销合作社主任应接受社员（社员社）监督。
基层供销合作社的正、副主任由县级社提名，经同级社务委员会选举产生，或者由县级社聘任，经同级社务委员会确认。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的正、副主任分别由同级社务委员会选举产生。市和县级社主任的任免和调动须征得上一级社的同意，并按供销合作社章程有关程序规定予以确认。
第三章 供销合作社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十三条 基层供销合作社以集镇为中心，按照经济区域设置，不设基层供销合作社的乡（镇）所在地可设分社或站。县级以上各级供销合作社按照行政区划设置。
有条件的地方可逐步推行“一县一社”，实行供销合作社县级和基层之间组织一体化。
第十四条 新设立供销合作社必须经上级社审核同意，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供销合作社的合并、分立与终止，须经同级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并报上一级社批准，或由上一级社社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供销合作社企业的终止，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 供销合作社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供销合作社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其全部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处分的权利；
（二）聘任和解聘所属企业和单位的负责人；
（三）审批所属企业和单位的重大经营、投资决策；
（四）监督检查所属企业和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
（五）享有独立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自主权，自主确定经营形式、分配形式、自主决定内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劳动组织形式和用工办法；
（六）其他依法应享有的权利。
第十七条 供销合作社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和本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社员的合法权益，提高职工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三）接受并完成国家和地方政府委托的任务；
（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为农服务能力；
（五）依法缴纳税金；
（六）其他依法应当承担的义务。
第十八条 供销合作社所属企业和单位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经营、用工、分配等自主权，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第五章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
第十九条 供销合作社应当在城乡建立综合性经营服务网络，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服务。经营服务机构的设置，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城乡建设和社员的需要，通盘规划，合理布局，行业配套，协调发展。
基层供销合作社要坚持方便群众购销、便于领导和管理、符合经济核算的原则，设置综合商场、综合门店、专业公司、专业门店、饮食服务、加工、修理、仓储、运输和其他生产经营服务机构；在人口较集中的村落可设置供销分社或站；在行政村兴办综合服务站或委托社员办代购代销店，同农民联办商店等。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可以根据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扩大经营规模，设置专业公司，在城市和集镇建立批发市场、贸易中心、商场、连锁商店以及其他生产经营服务机构。
第二十条 供销合作社可以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投资举办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的企业集团、综合商社、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境外企业。
第二十一条 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不受城乡分工、行业分工、商品分工、经营层次和经营品种和限制。对于国家实行专卖、专营的商品和其他业务，只要供销合作社具备相应条件，都可以委托其经营或代营。
供销合作社要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业和其他二、三产业。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不断增加出口创汇。
供销合作社应当根据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需要，积极拓展服务领域，扩大经营范围，繁荣城乡经济。
第二十二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购销结合、批零结合、联购分销、分购联销、综合经营、专业经营、集团经营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可以自营、联营、代理、代办，还可以和其他经济组织实行股份经营。
在供销、信息、科技、运输、加工、储藏等方面，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积极推行贸工农一体化，引导农民有组织地进入市场。
第六章 供销合作社的内部管理
第二十三条 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的企业应当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证职工依法参与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利。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动员和组织全体职工，保障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落实。
第二十四条 供销合作社的企业应当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强化经济责任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大中型企业要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十五条 供销合作社的资产由社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和使用。供销合作社应当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单位设立、变更、终止后的财产处理，按国家、省有关规定和社章执行。
第二十六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执行国家规定的财会制度。建立和实行互助合作、基金调剂制度。年终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由各级供销合作社按照本社章程和上一级社规定进行分配。
第二十七条 供销合作社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度，对各级管理人员实行选举制、聘任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
第二十八条 供销合作社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积极开展成人教育，兴办文化科学教育事业。
第七章 供销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接受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应当认真履行政府赋予的管理职责，完成政府委托的各项任务，保证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实现。
第三十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供销合作社进行指导、协调、扶持和监督。应当把发展供销合作社事业纳入各级人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信贷、税收、网点建设等方面给予扶持。
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供销合作社，享受国家和政府扶持当地经济发展所实行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一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要保护供销合作社的合法权益，保障其组织的完整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平调供销合作社的资金和财产、随意改变其隶属关系和限制经营范围，不得非法干预其内部机构设置和用人自主权。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地方城市建设规划占用供销合作社土地、房产、经营网点、设施等，要有偿使用，给予相应的补偿。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要重视发挥供销合作社的作用，并要兼顾供销合作社的经济利益。政府委托的任务应当保障提供必要的资金。供销合作社因执行政府委托的任务而发生的政策性亏损，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供销合作社有权拒绝、控告、检举，有关人民政府及部门应当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给予经济处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其单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平调供销合作社人、财、物，干预供销合作社资产处置权的；
（二）限制、截留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侵犯供销合作社经营自主权的；
（三）对供销合作社实行摊派，以及对拒绝摊派的单位及其负责人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的；
（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使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五）其它侵犯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的行为。
上述行业由政府部门作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进行处理；由政府作出的，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进行处理。
第三十三条 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有权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给予经济处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其单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由供销合作社组建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参照本规定执行，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与本规定相抵触的本省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