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管理规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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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3年第1号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已于2012年12月31日经第10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部长 杨传堂

2013年1月1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快递市场管理，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促进快递服务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从事快递业务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快递，是指在承诺的时限内快速完成的寄递活动。寄递，是指将信件、包裹、印刷品等物品按照封装上的名址递送给特定个人或者单位的活动，包括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环节。

第四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快递服务。

第五条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他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六条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全国快递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的快递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负责对本辖区的快递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第七条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以及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以下统称邮政管理部门）对快递市场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以及鼓励竞争、促进发展的原则，规范快递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快递市场安全监督管理，维护寄递安全与信息安全。

第八条 快递行业协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章程规定，制定快递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为企业提供信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促进快递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章 经营主体

第九条 国家对快递业务实行经营许可制度。经营快递业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定，向邮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快递业务。

第十条 邮政管理部门根据企业的服务能力审核经营许可的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发放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并注明经营许可的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在经营许可范围内依法从事快递业务经营活动，不得超越经营许可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冒用、租借、倒卖和非法转让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的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快递业务委托给未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的企业经营，不得以任何方式超越经营许可范围委托经营。

第十二条 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的企业设立分公司、营业部等非法人分支机构，凭企业法人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副本）及所附分支机构名录，到分支机构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企业分支机构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二十日内到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副本）载明的股权关系、注册资本、业务范围、地域范围发生变更的，或者增设、撤销分支机构的，应当报邮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并持变更后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第十三条 快递企业进行合并、分立的，应当在合并、分立协议签订之日起二十日内，向颁发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邮政管理部门备案。

备案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二）合并、分立协议；

（三）上一年度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年度报告书。

合并、分立后新设立的企业法人经营快递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合并、分立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外商投资快递业务的相关规定。

第十四条 以加盟方式经营快递业务的，被加盟人与加盟人均应当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加盟不得超越被加盟人的经营许可范围。被加盟人与加盟人应当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用户合法权益发生损害后的赔偿责任。参与加盟经营的企业，应当遵守共同的服务约定，使用统一的商标、商号、快递服务运单和收费标准，统一提供跟踪查询和用户投诉处理服务。

第十五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向颁发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邮政管理部门提交年度报告书。

第三章 快递服务

第十六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快递服务标准，规范快递业务经营活动，保障服务质量，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填写快递运单前，企业应当提醒寄件人阅读快递运单的服务合同条款，并建议寄件人对贵重物品购买保价或者保险服务；

（二）企业分拣作业时，应当按照快件（邮件）的种类、时限分别处理、分区作业、规范操作，并及时录入处理信息，上传网络，不得野蛮分拣，严禁抛扔、踩踏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快件（邮件）损毁；

（三）企业应当在承诺的时限内完成快件（邮件）的投递；

（四）企业应当将快件（邮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和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第十七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投递快件（邮件），应当告知收件人当面验收。快件（邮件）外包装完好的，由收件人签字确认。投递的快件（邮件）注明为易碎品及外包装出现明显破损的，企业应当告知收件人先验收内件再签收。企业与寄件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对于网络购物、代收货款以及与用户有特殊约定的其他快件（邮件），企业应当与寄件人在合同中明确投递验收的权利义务，并提供符合约定的验收服务，验收无异议后，由收件人签字确认。

第十八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在营业场所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布其服务种类、服务时限、服务价格、损失赔偿、投诉处理等服务承诺事项。服务承诺事项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及时发布服务提示公告。

第十九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以书面合同确定企业与用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免除或者限制企业责任及涉及快件（邮件）损失赔偿的条款，应当在快递运单上以醒目的方式列出，并予以特别说明。

第二十条 在快递服务过程中，快件（邮件）发生延误、丢失、损毁和内件不符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与用户的约定，依法予以赔偿。

企业与用户之间未对赔偿事项进行约定的，对于购买保价的快件（邮件），应当按照保价金额赔偿。对于未购买保价的快件（邮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赔偿。

第二十一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建立与用户沟通的渠道和制度，向用户提供业务咨询、查询等服务，并及时处理用户投诉。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对邮政管理部门转办的用户申诉，应当及时妥善处理，并按照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给予答复。

第二十二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发生重大服务阻断、暂停快递业务经营活动时，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二十四小时内向邮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告；以加盟方式开展快递业务经营的，被加盟人、加盟人应当分别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报告。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应当对所有与事故有关的资料进行记录和保存。相关资料和书面记录至少保存一年。

第二十三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妥善应对快递业务高峰期，做好业务量监测，加强服务网络统筹调度，及时向社会发布服务提示，认真处理用户投诉。

第二十四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对无法投递的快件（邮件），应当退回寄件人。

对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寄件人的快件（邮件），企业应当登记，并按照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和快递服务标准处理；其中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进境国际快件（邮件），应当依照相关规定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五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从事快递业务的同时，向用户提供代收货款服务的，应当建立有关安全管理制度，与寄件人的合同中应当对代收货款服务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

提供代收货款服务，涉及金融管理规定的，应当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关于快递业务员职业技能的规定，加强快递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组织符合条件的快递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鉴定。

第二十七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违反国家规定，收寄禁止寄递的物品，或者未按规定收寄限制寄递的物品；

（二）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或者用户的合法权益；

（三）冒用他人名称、商标标识和企业标识，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四）违法扣留用户快件（邮件）；

（五）违法提供从事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息；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八条 快递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扣留、倒卖、盗窃快件（邮件）；

（二）违法提供从事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息；

（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快递安全

第二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快递服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下列物品禁止寄递：

（一）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流通的物品；

（二）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以及淫秽的出版物、宣传品、印刷品等；

（三）武器、弹药、麻醉药物、生化制品、传染性物品和爆炸性、易燃性、腐蚀性、放射性、毒性等危险物品；

（四）妨害公共卫生的物品；

（五）流通的各种货币；

（六）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寄递的其他物品。

第三十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建立并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制度，加强生产安全和应急管理。

第三十一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对不能确定安全性的可疑物品，应当要求用户出具相关部门的安全证明。用户不能出具安全证明的，不予收寄。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收寄已出具安全证明的物品时，应当如实记录收寄物品的名称、规格、数量、重量、收寄时间、寄件人和收件人名址等内容。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一年。

第三十二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接受网络购物、电视购物和邮购等经营者委托提供快递服务的，应当遵守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与委托方签订安全保障协议，并向颁发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邮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设置快件（邮件）处理场所，应当事先征询邮政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意见，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预留相关工作场地，其设计和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安全机关和海关依法履行职责的要求。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国家鼓励和引导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利用交通运输资源，促进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

第三十五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结合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的实际，指导和监督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落实安全责任制，依法对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实施安全监督检查，并依照相关规定对妨害或者可能妨害行业安全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进行调查和处理。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突发事件的管理，督促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定期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建立以公众满意度、时限准时率和用户申诉率为核心的快递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指导评定机构定期测试评估快递行业服务水平，评定服务质量等级，并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七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用户对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提出的申诉，并自接到申诉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答复。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邮政管理部门举报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邮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第三十八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遵守本办法情况的监督检查。

邮政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有关场所进行检查；

（二）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凭证；

（三）约谈有关单位和人员；

（四）经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查封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场所，扣押用于违法活动的运输工具以及相关物品，对信件以外的涉嫌夹带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快件（邮件）开拆检查。

第三十九条 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监督检查。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并由两名或者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被检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并对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对监督检查过程中知悉的被检查单位的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应当保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违反快递服务标准，严重损害用户利益，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由邮政管理部门处一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规定处理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寄件人的快件的，由邮政管理部门对快递企业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第（五）项规定的，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快递企业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由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拒绝、阻碍邮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邮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上一级邮政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逾期不履行邮政管理部门处罚决定的，由邮政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交通运输部2008年7月12日发布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08第4号）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的价值判断将直接影响到诉讼公正的实现。而对中国影响至深的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必然使得刑事诉讼更多地关注对犯罪的控制与打击。在对传统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过程中，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了个人权利优先的诉讼价值，而这种价值的确立得到了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法治理念的验证。


一、价值取向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决定了价值取向问题的存在。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冲突，国家法必须进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其价值指引将直接决定不同群体诉讼权利和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实现。

（一）利益冲突存在的必然性

利益冲突的存在决定了利益权衡与选择的存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主体很多，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社会、国家，以及各个涉入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机关和各个机关中的个体。因此刑事诉讼中的冲突也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局面，既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对于诉讼案件处理立场不同时产生的冲突，也包括涉入刑事诉讼中各个国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既包括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总的利益冲突，也包括国家分别与被追诉人、被害人以及其他诉讼主体的冲突，还包括不同诉讼参与人之间各自的利益冲突。而在这种种冲突之中，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选择是最引人瞩目的，也是对撞得最激烈、最难调和的。因为尽管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对抗一直是政治哲学上的经典论题，但其在刑事诉讼中也仅仅主要以程序的社会可接受性的方式出现，涉及社会心理的问题；而诉讼中国家机关之间的利益冲突及权衡则可以在国家的整体名义下进行内部协调和分配；诉讼参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冲突，多数可以通过经济、精神抚慰，甚至国家代为“复仇”的方式得到调和。而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利益权衡则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冲突是天然的，自从国家产生就开始了，从未停止过，在刑事诉讼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都涉及到对个人最可珍视的价值及利益的权衡。

诉讼中利益权衡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立法进行的，因为调整矛盾、进行利益选择正是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法律调整利益权衡的过程中，如下问题是国家必须面对的：最应珍视和保护的利益是什么？各种利益要求如何排序？对利益的倾斜限度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国家必须以一般规则的形式予以回答并确定下来，因为或然性、临时性的处理方式将会给法的安定性，乃至社会生活整体带来灾难。国家调整诸多利益冲突遵循的一个总的原则是“两害相比取其轻”，“两利相比取其重”，其目的正如庞德所言“尽可能满足多一些利益，同时使牺牲和磨擦降低到最小限度。”[1]但是上述总原则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会促使人们作出不同的利益评估。此时，由于市民社会的权利让渡，就使得国家作为主体作出的利益评估具有了至少在形式上的权威性。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平衡逻辑和标准，也有自己独特的需要优先考虑的利益序列，然而，建立在合理的逻辑证成和经验哲学基础上的某些评价标准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比如“生命利益高于财产利益，健康利益高于娱乐利益，在合理的战争情形下，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2 ]不过即便如此，利益权衡也始终是一个难题。由于刑事司法制度比任何其他社会制度都更多地涉及国家权力的运用、法律的权威，以及个人权利和利益中最值得珍视的生命、自由、安全和财产，因此在产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时，利益平衡的难度也就更大一些，抉择也需要更加谨慎。

（二）刑事诉讼价值准则对利益权衡的导向作用

一国的刑事诉讼价值准则无疑决定着诉讼中利益权衡和博弈的方向。诉讼目的的阐述直接体现了国家诉讼价值的判断。近现代以来，极端和单纯的利益倾向已经慢慢淡化，各国刑事诉讼的目的都以有效保障人权，同时充分实现刑罚权为追求。但是这无疑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刑罚权的实现与人权保障往往会发生抵牾，而由于司法资源的绝对有限性，这种抵牾常常严重到必须取舍其中之一的程度。而人权体系中本身存在的利益的多元性更是增加了这种取舍的难度。

各国的刑事政策在不同诉讼价值准则判断的指引下形成了不同模式，帕克提出的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对当今的刑事司法制度作出了很好的概括。犯罪控制模式重视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而正当程序模式则注重个体利益。由此，在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两种不同模式的刑事诉讼的选择也必将是不同的。人们一般认为，大陆法系主采犯罪控制模式，英美法系则主采正当程序模式，但这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误读，这种理解可能是基于大陆法系在法庭对抗方面表现得不如英美法系的庭审那么富有“戏剧性”，法官的主导性更强一些；也可能还有出于“经济崇拜”对英美的制度了解得更深入的原因。按照笔者的理解，目前的两大法系国家，只要承认自己是法治国，尊崇宪政思想，都偏重于对正当程序模式的选择，只不过在具体作法上有所不同罢了，犯罪控制模式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淡出。这是因为，法治国家考察刑事诉讼合理性的标准自近现代以来就是考察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对个体利益珍视的程度。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经常会试图阻滞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而它所依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在个人和群体中广泛分配权利以达到权力的分散和平衡”。[3]

当然，出于秩序维持、社会安定和维护一般公民整体利益的需要，在任何时期，国家必然都会以国家名义下的“正当理由”侵犯或干预某些特定公民的利益，甚至包括剥夺生命，但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国家对于公民利益的侵犯程度的合法界限又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政策问题。因此，尽管个体利益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刑事程序中都呈现出日益彰显的态势，国家权力的行使也越来越谦抑，但在司法实践中，各国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需求，在兼顾多元化司法利益的基础上，其刑事政策又会呈钟摆式摇摆调整。比如，美国在二战之后，个人主义哲学思潮高涨，致使其在刑事诉讼中作出了声势浩大的“正当程序革命”，大幅度增强了被追诉人的权益保护，但到了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面对刑事犯罪日益增加的压力时，最强调“正当程序”的美国也调整了自己的司法措施，就某些权利保护程序作出了修改，以削弱这些程序对打击犯罪的妨碍。1984 年，美国《犯罪综合控制法》的出台，以及证据排除规则的实际运用等，都说明了美国刑事诉讼中利益重心的适当转移。当然，这些转移都是以基本人权的不克减为基础的。[4]

（三）我国刑事诉讼利益权衡的现状

我国 1996 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大大增加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如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庭审制度的改革等；2012 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更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法典第二条，实现了与宪法精神的直接对接。同时，大量有关被追诉人权益保障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尽管人权保障在形式上已经被提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很多实质内容上也体现了这一点，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占据压倒性心理地位的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仍然根深蒂固，使得很多制度单个来看都体现了保障人权、抑制国家权力，但整体而言这些制度的优点却很容易在制度的全盘运行中消弭。比如我们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制度，但是由于抗诉制度的存在，以及再审制度中没有确立有利于被追诉人的救济原则，上诉不加刑在实践中流于形式；我们规定了回避制度，但是由于没有合理和全面的对相关人员身份及背景的公示制度，回避的可适用性极低；我们规定了证人出庭的义务，但是由于没有规定传闻证据规则，书面证言依然具有可采性；我们规定了审前羁押期限及其延长条件，确立了强制措施适用的比例原则，但是实践中相关部门往往适用最长的羁押期限，并倾向于适用最严厉的逮捕措施……这种制度设计上频频出现的明显漏洞以及实践中极力倾向于国家权力扩张的做法并不是偶然的，归根到底还是科学的价值观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同，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依然在作祟。因此，从我国的司法现状判断，尽管我们 1996 年和 2012 年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已经大大强化了对个体利益的重视，但总体而言，我国刑事诉讼现在还处于犯罪控制模式之中。

二、工具主义法律观对刑事诉讼价值设定的影响

（一）工具主义法律观对刑事诉讼价值设定的影响

工具理性是人们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控制而设计并运用各种技术手段的理性，它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科技系统以及科层制官僚体系中。工具理性的基础是科学定律和逻辑规则，而这两者都是不可变更的，因此工具理性本身与价值选择无关。马克斯·韦伯认为合理性可以分为形式合理和实质合理，也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人对自然和规律的认识，价值理性则是对自身价值的不断追问。这两者一直都交织在人类历史中。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人发现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能力越来越强，但对生活意义和目标追问的答案却越来越迷惑，这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会造成价值理性的萎缩。[5]这种去价值化的工具理性渗透到法律领域，形成了传统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其特征是认为法律只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手段、工具，没有任何其它价值或者目的。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对于公正良法的实现是不利的，它只注重预先设定的结果，对结果实现的过程并不关注。在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下，实体法比程序法更能得到重视，实体法被视为内容和目的，而程序法则成为了形式与手段。

中国的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反映在刑事法律领域，主要体现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机能上。比如，我国刑法上罪刑的确定就体现了贝卡利亚的“罪刑阶梯”理论：“既然存在着人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既然存在着作为私人利益相互斗争的必然产物的契约，人们就能找到一个有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的行为。在这两级之间，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以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6]在面对犯罪和相应的刑罚适用问题时，我们会倾向于刻板地适用刑罚规则，死板地走“罪刑阶梯”，即刑罚的使用根据法定的罪名而来，没有变通，而这常常会导致荒唐局面的出现。[7]实体法在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的影响下呈现出这种立法和司法状态的时候，程序法定然不能豁免。由此，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反映在刑事诉讼上必然使得刑事诉讼也更多地关注犯罪的控制与打击。很多人甚至认为打击犯罪就是公平正义的实现，准确、迅速地打击了犯罪，人权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自然会得到实现。[8]在此过程中，不仅被追诉人的利益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其他很多价值和利益也被忽略甚至抛弃了，比如被害人的利益：当被害人在打击犯罪方面与国家意志一致时，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较少，但是当被害人的意志与国家的打击犯罪意志出现冲突时，比如被害人不愿意进行国家追诉，传统工具主义的法律价值观会使被害人的意愿淹没在国家意愿之中，这一点在 1983 年严打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哈特曾说过：“真理注定不会存在于这样一种学说之中，这种学说将集体或一般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当做其目标；相反，真理存在于尊重基本人权的学说中，这种学说要求保护特定的基本自由与个人利益。”[9]法律这种工具在当代法治理念下被首先赋予了社会规制政府的工具价值，这里的主体已经由政府逐渐转变为了社会本身，法律的社会属性日益彰显，这就要求法律的宗旨从统治变为促进社会进步、为个体谋求福利和幸福。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的法律工具主义非常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比如哈耶克就指出，“我们说法律是‘工具性的’，是指个人在服从法律时追求（的）还是他自身的目标，而非立法者的目标。”[10]其实，古代法律观和现代法律观的区别并非是否否定法律工具主义，而在于对法律工具主义内涵的阐释。工具主义刑事诉讼法律观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把刑事诉讼法仅仅当作是惩罚犯罪、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并且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即仅仅注重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或者只是在社会保护机能的前提下关注其保障机能，而将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护放在了次要的地位。现代的法律工具主义承认法是人实现自身管理目的的工具，但由此也能够不断地由人来完善，从而承载不同的价值。刑事诉讼法的保障人权价值的设立正体现了这一点，是否能够有效地实现人权保障应当成为衡量法律是否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评价指标。法治社会的进程必将促使传统工具主义刑事诉讼法观逐渐发展为维护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统一。其中，社会秩序尽管是个人自由实现的保证，但同时也是个人自由实现的结果。现代工具主义刑事诉讼观应当以人的自由为优先选择，在一般抽象规范的范围内，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考虑刑法规范的适用，通过寻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进而实现对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的价值超越。

但是，在面临刑事诉讼价值观的冲突时，突破传统工具主义还是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自从人权入宪以来，我国的法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对人性的漠视并未在根本上被杜绝。[11]法治决不是短期内通过突飞猛进式的建设就能完成的工程，也不是通过全盘西化或者技术革命就能达致的，而是需要漫长的观念演进。在法治化的进程中，理念和理想高于技术创新，因为技艺是容易练就的，而思想的道路却很漫长。

（二）“国家谦抑例外原则”的传统工具主义倾向

国家利益至上和集体主义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在消除传统工具主义对刑事诉讼影响的过程中，这种具有浓重传统工具主义色彩的思想会以伪善的面目“固执”地不肯离去，成为我们要克服的一种主要理论障碍。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对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的设定以及其中的利益冲突选择问题应采取以下两种原则：国家抑制原则和例外原则。国家抑制原则并非否定国家利益，而是指应对国家权力予以适当限制，目的就是平衡刑事诉讼中的多元利益。但国家谦抑的例外原则则是指，当个案中选择个人利益将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时，个人利益必须作出让步和牺牲。之所以称为“例外”，是说刑事诉讼中，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的实现不能以个体利益为代价，但个别情况下，如果对个体利益的保护严重威胁到了国家利益的实现，国家利益优先。[12]

这种观点是危险的，其论及的国家谦抑是在保证权力能够强有力行使条件下的一种“恩赐”，是附带性的。而在国家本位没有被个人本位所取代的情况下，例外将不再是“例外”，而会成为一种恣意行使权力的借口，很多法律中的“但书”规定在实践中的运用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在价值选择时提出例外原则还是国家本位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中有一个非常迷惑人的地方，即个人利益的牺牲和让步是为了全体公民和国家整体的最大利益的实现。这其实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正义观的体现。边沁认为，衡量对错的标准，乃至法律是否为良法的标准都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对于应当由谁来决定何种事物是否可以促进社会中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实现问题时，边沁认为：这是应交由个人自我决断的事。“个人应当拥有最大限度的选择余地，因为他们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13]此外，边沁还指出，安全是最主要、最基本的目标，自由必须服从于安全，其次才是平等，“只要平等不侵扰安全、不阻挠对法律本身所产生的预期的实现、不扰乱也已确立的秩序，就应当提倡平等。”[14]同时认为，“发现真相是正义的基础，排除证据就等于拒绝正义”。[15]

在后世对功利主义法律观的诸多批评中，罗尔斯的《正义论》最为系统。罗尔斯指出，功利主义仅仅关心整体社会福利的增多，而不关系福利实现的过程，这必然导致某些特定群体被牺牲，社会利益会成为奴役和压制他人自由的借口。从而违背正义本身。[16]而实际上，“正义所保障的自由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和社会利益的权衡，不管这种有损于自由的交易多么有利或将带来的社会利益有多么大；自由只能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而被限制。”[17]罗尔斯还论述到，福利的增加并非正义的唯一标准，反而可能成为严重侵犯人权和自由的遮雨伞，而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不能以福利增加的理由而被剥夺的，因为还存在着正义的基本判断标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影响了西方几十年，自此以后，不能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或克减个人利益基本成为共识。国家谦抑例外原则本质上还是要求人们为了集体和公共利益让渡自己的权利，这很容易成为刑事程序运行过程中侵害个人权利的借口和工具，这一原则在构建现代化刑事诉讼的进程中是不应被倡导的。

三、现代法治理念对刑事诉讼价值设定的科学引导

现代刑事诉讼价值准则的确立实际上受到了现代法治理念的指引和验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现代法治理念对刑事诉讼价值取向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检验已经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具有了普适性。因此，面临着利益冲突权衡的刑事诉讼应当超越传统工具主义的法律观，接受现代法治理念的考量，以作出真正符合正义的价值选择。

法治理念及其制度构建是近代启蒙运动之产物，它是在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共和政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解决多数决的问题；共和制设定了多数决的领域；宪法则对这种政治社会设定了具体的规范；而对人权的保护恰恰构成了现代法治的最高精神。正是对于人权的确定和保障，推动了现代西方法治运动的产生。由此，现代法治理念体现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就应该是在高度关注人权基础上对国家追诉力量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