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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O遭遇“险恶”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3年10期


记得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我想不到春天里也有狼……”对于当前正春光灿烂的国企MBO改革来说，也同样适用这句话。我们既要看到MBO的灿烂春光，也要看到春天里隐藏的狼，更重要的是知道狼有几只、长什么样、藏在何处；然后，我们还要练一套“降狼十八掌”的功夫，去驱狼、打狼。否则，就会象祥林嫂一样，“结果，我的儿子被狼吃掉了……”
国企改革：两权分离已成秋风落叶，MBO正春光灿烂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这次瓶颈从表面上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企业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相继陷入困境。由于我国目前的上市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改制而成，因此，可以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层都是相同的，即2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国企之病——终于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我国即将进入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的前夕，象积蓄已久的火山一样不可按捺地喷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因此，两权分离在中国已经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不可避免地成了秋风中的落叶。于是，MBO就取代了两权分离的地位，成为新一轮春光灿烂的主角。
MBO，英文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不可不妨：MBO的春天里也有狼
MBO虽能治疗国企之病，但另一方面，它也能葬送国企之命。我们在鼓吹MBO春光灿烂的同时，必须看到春天里也有狼——
狼之一：“不当的MBO”可能动摇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稳定之基础，反而不利于实现“后发优势”。
有目共睹的例子是俄罗斯，通过MBO，俄罗斯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企，只卖了72亿美元。与英国国企MBO不同，英国由于立法健全、政府奉公、民众监督到位、尊重市场规律，其国企MBO的结果很健康，顺利达到了预期目标。但俄罗斯由于不具备英国的法治环境、社会监督、人文观念（主要指市场等价交换的观念）等条件，其国企MBO的结果是权力腐败，是“官僚瓜分国企大蛋糕”。剧变之后，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就归谁占有，结果出现了“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结果，它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相反，由于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控制能力严重降低，从而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稳定之基础。
这还直接导致了严重的“资本原罪现象”。那些当初靠“非正常MBO”获取巨额财富的人及其后代，出于对政局动荡以及资本“原罪”的忧虑，想方设法进行资本外逃。俄罗斯每年外流的资本为150亿到200亿美元，还伴随有大量的人才流失海外，俄已成为人才流失和资本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局面令俄罗斯政府头痛不已，陷入两难困境：如果严格追究资本“原罪”，势必造成更不稳定的形势，导致资本进一步外逃；然而如果置之不顾，国家的公信力和民主形象又何以维护？这种“不成功的转轨”使俄罗斯陷于长期衰退之中，使它从一个超级强国沦落到目前的状况。
目前，我国在法治环境、社会监督、人文观念等条件上比俄罗斯强一些，但不可否认，离撒切尔夫人当政时的英国仍有一段差距。所以，在现阶段如果操作不当，我国国企MBO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健康达成美好初衷。象今天的俄罗斯那样，连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稳定之基础都动摇了，还何谈通过MBO来实现“后发优势”？
狼之二：发达国家的MBO是“易筋经”，中国的MBO可能变成了“葵花宝典”，助长内部人的不当控制和套利。
MBO在西方只是一种资本运作的工具和杠杆，除了国企MBO之外，大多数MBO并不负有政治意义和功能。由于MBO必须使用被收购企业的现金（通过资产抵押或发行债券融来的现金等）来支付部分收购资金，所以收购方除管理层外其余的股东必须是关联交易人，否则其他股东将因此而受到损失。因此，当企业进行MBO时，其他股东必然要求获得同等待遇或卖出股票，其最终结果就往往是：当MBO彻底完成后，企业就变成了由管理层持大股，这样，如果企业原来是上市企业，就会由于股权的内部集中而变成“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封闭式企业”，从而必须下市；如果企业原来是股权比较分散的非上市企业，就会变成一个“两权合一的封闭式企业”。可见，典型的西方MBO是“易筋经”，使企业改头换面。它强调的是MBO所带来的利益与风险同步向管理层转移。
而中国国企MBO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运作工具，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承载载体。管理层在通过MBO获得控股权、并享受所得利益的同时，却将债务与风险向上市企业转移，实际上，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侵占其他股东的应得利益。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管理层得到巨额好处却不承担同步的相应风险。管理层在MBO中利用了中国股市目前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同时并存。由于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巨大价差，MBO就可以通过收购非流通股达到一定比例（一般来说，不超过30%），从而获得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又由于我国《上市企业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收购人持有目标企业30%的股份之后，如果继续增持才必须采取要约方式，这样一来，管理层就可以通过非流通股的协议转让（而不是全面要约收购）来实现对企业的实际控制。
正因为以上“猫腻”，我国国企的MBO案例中，还没有一家是通过收购在外的流通股来进行的，还没有一家上市企业因为实施了MBO而下市，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想通过MBO下市。如此，中国国企的MBO就在一定的程度上丧失了西方MBO的功能，套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葵花宝典”，把MBO的本来面目给“宫”掉了。
狼之三：财务操作令人触目惊心，ST、PT的“死亡游戏”时有发生，实质上无异于“洗钱”。
在实施MBO的过程中，为了获得较低的收购价格，管理层常常所谓的“财务操作”来进行隐藏或转移利润，先恶意扩大上市企业的帐面亏损，甚至玩起了“死亡游戏”，使上市企业被ST、PT。这样，管理层就能堂而皇之地以极低的价格进行MBO。之后，再通过一番“财务操作”来使隐藏的利润合法地出现，从而获得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能“证明”MBO的确有效，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幅度提高企业业绩和盈利能力，以示管理层的“杰出经营才能”；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层已经是黄袍加身的“合法地持有股权的老板”，同时又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当然能最充分地享受企业盈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
这样，MBO就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企内部人的“大洗钱运动”，其妙处不言自明：在没有MBO的情况下，国企内部人从企业里捞取的大量灰色收入怎么都逃脱不了贪污腐败的嫌疑，刑法上的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足以使这些人站在被告席上。但现在有了MBO，他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巨额财富来源于MBO的合法途径。
狼之四：在相关法规没有完善之前，MBO无异于 “监守自盗”，是一场“没有管理的管理层收购”。
我国大多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还有另外一个结构性缺陷：将原国有企业的核心部分包装上市，称为“上市企业”，同时把非核心资产留下来，叫“存续企业”；这个“存续企业”代表国家控股上市企业，它的负责人同时担任上市企业的董事长。由于“存续企业”与上市企业这种特殊的关系，不仅会产生大量的关联交易，也会使MBO的过程变得“不可向外人道也”。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之前，很多情况下，上市企业MBO不仅是自卖自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己批准自己收购，是一场经济学上所说的“监守自盗，看守者交易”。
许多理想化西式的经济学家质疑中国国企进行“民有化改造”时，为什么不选择向“社会上的外部民间资本所有者”进行公开竞标？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在研究了中国国情后，指出：目前庞大的国企从整体上来看，是个养满了“休克鱼”的大鱼塘，大家都知道不能再维持这个休克状态，必须把这个鱼塘向外界开放，引入新的水源、空气和养料，才能把休克鱼救活。各种利益阶层和集团所争夺的焦点在于：谁来染指这个肥差？谁来捕鱼？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当然是按照“三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向“社会上的外部民间资本所有者”进行公开竞标为好，它能使国家所有权卖出一个好价钱，解决目前我国日益扩大的公共财政所急需的资金缺口。但问题在于，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并不能达到经济学上的理想状态，这受到若干现实因素的制约。在这些制约因素中，除了目前的中国民间资本尚不够强大外，其问题还在于中国目前的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管理层的来源，他们并不象西方那样由“经理人市场”选拔而来，主要还是由行政任命，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这不可避免地使国企MBO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资本的盛宴，是一场“没有管理的管理者收购”。
狼之五：MBO为未来的股份全流通铺设了新的障碍，进一步演变成圈钱的工具。
我国上市企业大部分都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控股股东（几乎百分百是非流通股股东）以土地、设备、存货等非货币方式出资，在估价过程中往往做了手脚，以便占据更多的股份。而实际上的货币资金大部分来源于中小股东的投资，这样，控股股东就会不惜造假来“圈中小股东的钱”。即便最后东窗事发，控股股东的损失也不大，因为它本来就没投入太多真金进去。据不完全测算，控股股东花3千万元包装出一个上市企业，最后能“圈到”1-5亿甚至更多的货币资金！
对流通股股东的另一层“榨油”还在于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这一结构性缺陷，使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演变成圈钱的工具。中国股市要想健康发展下去，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这个缺陷。但是，练了“葵花宝典”之后的、变了味的国企MBO却使这种结构性缺陷又不得不延续下去。这会为未来的上市企业股份全流通铺设新的障碍，内部人除了掌握着原来已经在握的“经营控制权”外，还进一步掌握了新的权利——“股份控制权”。这样，由于经过MBO改革之后的上市企业并没有象西方那样完成“下市”，仍然留在股市上，就会助长内部人通过不正当的股权操作之技巧而向流通股股东圈钱。
狼之六：管理层不再把企业当作“生产部门”而是“资本运作单元”，这使MBO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其逻辑理性。
在论证MBO的合理性时，大都是从管理层角度来看待MBO的激励作用以及代理人成本降低问题。但这有个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假设”，即：管理层把企业视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部门来进行产业经营，而不是把企业视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单元进行资本运作，也就是说，管理层必须没有任何资本投机的动机与意识。此外，它还要求管理层不会产生道德风险，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当然，还需要有关的外部配套措施，主要是良好的法律环境、有效的监管体系。
很不幸的是，以上这些前提不再充分满足。从国际大环境上看，由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大大推动了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与发展，从而使企业的“资本运作属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应地，“生产经营属性”不再如以前强烈。在所谓的资本市场上，很多情况下，企业不再是“企业家和工人的天下”，甚至也不是“投资人的天下”，而成了“资本空手道者的天下”。尤其是MBO、垃圾债券、杠杆并购等金融工具的产生，更进一步使“空手套白狼”式的所谓资本运作成为可能和经常，为业界津津乐道的许多“资本运作成功者”都是靠此暴发的。在这种情形中，企业的潜在价值在投机欲望的推动下，很容易被泡沫化并无限膨胀，股价与真实业绩之间失去了必然的联系。
管理层通过MBO得到企业的股权之后，实际上并不一定把企业作为自己的“长期事业”来尽心尽力经营，而往往把它当成“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通过“企业包装”和“财务操作”，以更高的价格把股权转手卖出去。为了在转手的过程中得到更高的价格，就会诱发管理层更严重的短期行为，为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埋下更多的“地雷”。据《财富》调查结果披露：近3年由于“资本投机”的膨胀，在“外部投资人”损失了大量投资的同时，美国1035家企业的“内部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却通过提前抛售套现他们的股票获得了660亿美元的巨额收入。
我国目前虽尚未达到西方的程度，但也已经走过了萌芽状态，正“茁壮成长”。对此，我们不能不在进行国企的MBO改革之前三思而后行。
MBO“降狼十八掌”
通过考察国外的经验，我们发现：包括MBO在内的杠杆收购曾客观上为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曾将激励体制与金融技术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然而MBO的这种激励作用以及代理成本的降低，却只是一种“可能的”而非必然的效应。因而，MBO只能是作为一种工具，众所周知，工具本身只有使用上的优劣之别，而无属性上的好坏之分，关键是使用它的人与社会赋予其什么样的角色与内涵。为了既得到MBO所带来的“灿烂春光”，同时又尽量避免“春天有狼”，我们进行国企MBO改革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练就一套“降狼十八掌”的功夫。
1、严格规定MBO的融资100%用于购买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不得用于其它用途，尤其不得用于经营者私人享受或其它投资。实践中往往发生经营者借MBO之名、借贷用于私人用途之事件，这是严重悖离MBO初衷的。
2、要求经营者提供一定比例的非MBO资金，才能收购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因为，如果这些资金全部是用本企业资金作抵押借贷来的，经营者实际上没出资金，他们感受不到明显的、直接的“血肉相连之感”，当然就难以产生强烈的“与企业休戚与共之心”，这同样达不到科斯定理所揭示的“外部性内部化”，无法真正调动其“关心自己财产”的积极性。至于自有资金的比例为多少，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3、现阶段的MBO处于改革试点期，为了免蹈俄罗斯的覆辙，不宜一下子彻底通过MBO来达到国企“完全私有化”，而应限制MBO的规模及进度，以部分的、适度的“虚拟私有化”为宜。对于中国国情来说，激进式的MBO改革只会致命而不能治病，其后果看一看今天的俄罗斯便知。
4、在偿还MBO的借贷资金时，一定要坚持先后顺序：经营者是第一债务人，企业是第二债务人，只在第一债务人确实无力还债时才由企业承担责任。我国要逐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注：我国目前只有法人破产制度），只有在经营者个人宣告破产之后，仍不足以偿还时，才由企业承担偿债义务。这样才能“逼着”经营者不敢利用MBO之机来侵吞国有资产，不敢恶意把企业作为自己逃债的挡箭牌。
5、在MBO的同时，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虽然不可能普遍征得每个流通股股东的同意，但至少必须把有关信息向他们真实地、及时地披露，严禁内幕操作。而且，经营者购买本企业股份时的价格不得低于当时本企业的每股净资产价值。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大常委会


南宁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

南宁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二届第28号）


《南宁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已由南宁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09年7月30日修订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0年11月27日批准，现将修订后的《南宁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南宁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12月16日


南宁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

（2002年9月28日南宁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2003年5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5年5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批准《南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南宁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修正 2010年3月26日南宁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 2010年11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范户外广告设置活动，维护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户外广告设置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户外广告，是指利用户外场所、空间、设施等发布的广告，包括在户外场所、空间，利用建（构）筑物、交通工具、霓虹灯、灯箱、电子显示牌(屏)、实物造形、充气物、条幅等载体设置的广告。

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户外广告设置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户外广告设置的管理。

　　工商、规划、建设、园林、环保、公安、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做好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工作。



第二章　设置规划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户外广告设置规划。

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要求，与城市区域规划功能相适应。

第六条　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明确允许、限制或者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位置，明确户外广告体量、造型、色彩等要求。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

（二）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正常使用或者妨碍安全视距和车辆、行人通行的；

（三）机动车车身广告影响安全驾驶的；

（四）妨碍生产或者影响人民生活的；

（五）损害市容市貌、城市绿化、园林绿化设施，影响绿化正常养护、绿化设施维修的；

（六）影响建（构）筑物本身的功能、影响相邻建（构）筑物通风采光或者可能危及建（构）筑物或者设施安全的；

（七）利用危险房屋或者其他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建（构）筑物或者设施的；

（八）利用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区的建筑控制地带的；

（九）市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其他区域或者载体。

第八条　户外广告设置相关技术规范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户外广告设置的技术规范应当明确户外广告设置的设计、制作、安装、维护保养、安全检测等具体要求。

第九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在组织编制户外广告设置规划、户外广告设置技术规范时，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或者座谈会等形式，听取相关行业协会、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户外广告设置规划、户外广告设置技术规范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布，并方便社会公众查询。



第三章　设置许可



第十条　设置户外广告应当向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许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第十一条　申请设置户外广告，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户外广告设置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者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委托办理的，应当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

（三）根据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取得的户外广告设置权证明材料；利用非公共场地等设置户外广告的，应当提交户外广告设置场地所有权、使用权证明材料，或者与有关所有权、使用权单位签订的使用协议等材料；

（四）户外广告设置场地的现状图，户外广告正立面设计图、彩色效果图、夜景效果图及其电子文档；

（五）设置大型户外广告设施的，还应当提交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文件和技术安全保证资料；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利用公共场地、公共设施以及公共建（构）筑物等设置除条幅、充气物以外的户外广告的，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划，设置权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出让。

户外广告设置权投标人、竞买人不足三人的，可以采用协议方式出让，受让人和出让金额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及价格主管部门共同确定。

招标、拍卖或者协议出让设置权所得收入上缴财政，专项用于城市建设和管理。

第十三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户外广告设置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设置的书面决定。对设置条幅、充气物等户外广告的申请，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许可决定的同时，还应当告知申请人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户外广告登记。

第十四条　户外广告的设置许可决定应当载明有效期。有效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年。

设置人需要延续户外广告设置许可有效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部门提出延续申请，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部门应当在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

户外广告设置许可有效期限届满后，设置人应当在期限届满之日起五日内自行拆除户外广告。

第十五条　取得户外广告设置许可后，设置人应当按照批准的地点、载体形式、规格、制作材料等内容实施设置行为，不得擅自变更批准内容；确需变更的，设置人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并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户外广告设置人应当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部门规定的安装期限内完成户外广告的设置，超过期限未完成设置又未申请延续，或者申请延续未获批准的，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自行失效。



第四章 维护与管理



第十七条　户外广告设置权可以转让。转让户外广告设置权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在转让后三日内持户外广告设置许可文件、转让协议、双方身份证明共同到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八条　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涉及建设工程、装修装饰工程质量安全的，设置人应当按有关规定执行。须进行安全检测的，设置人应当将检测报告报送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　户外广告应当保持整洁、完好，广告画面、图案、文字、灯光有污损、残缺、严重褪色或者显示不全的，设置人应当及时进行维护、更新。

第二十条　户外广告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在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多发期，设置人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每年进行一次安全检测。设置人应当在设置期满一年后的第一个月内按照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并向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安全检测报告。安全检测不合格的，设置人应当立即进行整修或者拆除。

第二十一条　因城市规划调整和城市建设需要，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撤回户外广告设置许可，并通知设置人限期拆除户外广告或者设施；设置人逾期不拆除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拆除。

依据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取得设置权的有关费用，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剩余设置期限占有效期限的比例退回设置人；对由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理：

（一）擅自设置条幅、充气物等广告的，责令限期拆除，并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擅自设置其他类型户外广告的，责令限期拆除，并可按违法设置的户外广告版面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二）违反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设置期满后未按时拆除户外广告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按广告版面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十五条规定，未按照批准的内容实施设置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擅自变更设置地点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十七条规定，转让设置权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责令限期补办，并可以对转让人处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办的，吊销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

（五）违反第十九条规定，户外广告未保持整洁、完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测和报送检测报告的，责令限期进行安全检测，报送检测报告，并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进行安全检测和报送检测报告的，吊销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并责令限期拆除；

（七）安全检测不合格的户外广告，未进行整修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吊销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并责令限期拆除。

第二十三条　户外广告设置人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三款、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对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整修或者拆除的户外广告，逾期不改正、整修或者拆除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拆除。

强制拆除费用由设置人承担。设置人拒不缴纳的，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处理被强制拆除的广告设施，处理所得扣除强制拆除费用后，剩余部分退还设置人。

第二十四条　户外广告设置期间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设置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检测单位有责任的，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户外广告设置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市辖县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